而且，对这些草与树在植物学系统中较为规范的分类和称名，最初的发现也和传主一样，来自一本红塑料皮的手册。只是遇到这“红宝书”，比起刘华杰教授就晚多了。那已经是八十年代了。我去若尔盖草原上寻访一位有学问的前喇嘛。这位喇嘛还俗后将寺院中习得的关于人的医学知识，转向摸索研究兽病的防治。他在文革中还开班在牧民中培训兽医，各种教材也由他自己亲手编写。其中一本高原药用植物手册，就成了我重新认知青藏高原植物的最初指引。由此可见，文化的事功与影响，有时并不在那些高深的论文和高蹈的讲章，而是与人的境遇的契合。刘华杰学地质出身，我1977年考中专时，所有志愿都是地质学校。如果他们录取了我。我想，今天我肯定不会以写作为业。

除此之外，我和传主的成就相差就太大了。借用他一点二阶这个表述，我对植物学的爱好，只是在初阶上长久徘徊。远不如他来得那样专业。我也曾去夏威夷大学访学。进校第一天，专事研究环太平洋地区文学的弗兰克教授说知道我喜欢观赏植物，便致送一本夏威夷本土植物画册，作我在海边岛上遇见植物时的指引。刘华杰教授去一趟夏威夷，带回来的就是几本自己写成的植物考察专著。更不要说如他那样坐而起行，由己及人，在总体上缺乏自然认知的中国人群中努力推广亲近与理解自然的博物学——作为一种与自然更友好的生活方式，作为一种现代人早该具备的素养与观念。

博物学不只是积累一些有关自然的知识，不只是一种生活态度与方式，更是一种世界观。一般而言，中国人关注的通常只是人与人的关系，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关系，而对更广大的共生于地球的其他生命没有关照与关怀。佛经里说和天下众生不止是众人之众，而是所有的生命。佛经里说，这些生命和人类都是“一云所雨”，“一雨所孕”的结果。共存共荣，这才是真的众生平等，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世界。超越人的社会的更广大更美丽的世界。佛学中当然有许多无稽之谈，但这种整体性的世界观在今天来说还是有相当意义的。我想，美国人利奥波德所倡导的“荒野伦理”也庶几近之了。

因为这样一些缘由与认知，我也愿意如博物学所提倡的那样深入自然，亲近自然。愿意在自己写作中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愿意向刘华杰教授，半夏这样有更丰富的植物学生态学知识，有志于在公众中倡导一种与自然平等和谐伦理观的先进们学习。因此之故，与其说这些文字是一篇序，倒不如说是一种呼应，一种支持更为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