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3月，国家民航局局长传话给我爸爸，希望谈合资。我爸爸派我先去北京跟民航局联络一下。然后我们1979年6月再去北京见民航局见副局长，他说要搞合资、搞航空食品。邓小平先生当时说，1980年5月1日要搞一个航空配餐楼，所以等于有11个月的时间，我们就开始跟民航局谈。1979年6月我去跟民航局国内业务处两个干部谈。当时有4个谈判对象，日本航空公司、新加坡航空公司、北欧FAS，我们是以港澳同胞身份去谈。最后北京表态他们愿意和我们做合资，我说我们也非常愿意做，希望配合国家开放。谈下来给我们八年合资期。谈内容的时候，因为国内刚刚开放，公司章程、企业法律都没有。我们将香港所有的企业章程、公司登记方法，都从英文翻到中文，拿到内地谈。9月底签了一个初步的合资意向书。

1979年11月，民航局局长找我爸爸去谈，说：伍先生，因为大家没有做过合资，不清楚情况，你可以不可以回香港先自己投资，拿500万港币出来。那是1979年的500万港币，不是今天的500万港币。那个时候，没人给我们合同、章程、委托书，连一封信都没有，握握手就一言为定了，先做企业，再向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争取批准。我爸爸说他对邓小平先生很有信心，就开始着手筹500万港币。

我们筹措了500万港币之后，又开始买设备，有些美国设备因为美国政府禁运，找了民航局局长、交通部部长，才运到北京。到1980年3月，民航局局长去找到邓小平先生，汇报说企业已经干的差不多了，文件还没批下来。邓小平问他跟谁合作。他说跟香港的伍先生，查过他的背景了，是爱国的，政治调查也没问题，经济也没问题，在香港做了很多年的餐厅。邓小平问，伍先生懂不懂得做面包，懂不懂得做非常好的面包。民航局长说没问题。于是邓小平指示赶紧办。3月8日，北京方面给我爸爸打电话，说伍先生恭喜你，邓小平先生批准了合资。4月12日，我们终于拿到了红头文件。

记者：刚才您说，没有合同，也没有协议，就握个手，您和您的家族那时为什么会对中国的未来那么有信心？

伍淑清：我爸爸是第三代的华侨。我们老家是广东台山人。1880年代，台山人因为很穷，跑到美国，跑到拉美，跑到莫斯科，很多地方都有台山人。现在起码还有五十多万在外面定居。我爷爷在美国出生、在美国死的。我爸爸在美国出生，两岁回来。我们华侨对家乡感情很重。我爸爸在广州岭南大学。他读书时日本人打来香港，大学搬到韶关。他们那一代觉得没有国家是很痛苦的。华侨对国家概念很重。我们到北京什么关系都没有。爸爸看大公报，经常了解内地发展情况，觉着一个企业应该可以做，第一国家需要，第二国家空白，起码有人做白老鼠，我们有机会就希望为国家做点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