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相对来说好很多。老师们的空余时间会多一些。学生们可能下午一点半、两点半就放学了，他们自己去选择研究项目、去科学探究的机会就更多一些。我在香港评审青少年科技创新的项目和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的时候，感觉有更多来自于身边的灵感，有更多灵性。这些项目的角度和方向也会给科学家们很多的启发。

比如说，我的儿子在今年参加了香港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他研究的项目就是，他发现他们学校门口一棵树上，有一种蚂蚁会缝叶子，把叶子缝在一起做成巢，非常有趣。他就研究蚂蚁缝什么样的叶子、这些叶子缝在一起有什么用、是繁育后代还是作为厨房、仓库还是什么其他用途。他就和同学们做了这样的观察，然后拿着摄像机做了拍摄和记录。很出乎我意料的，这个项目获得了香港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的最高奖。让我很感动的是，香港大学的动物系老师、动物学专家梁志清教授给孩子留了E-mail，说这个项目如果要继续做下去，他可以当指导老师。我们和其他学生家长带着孩子们去拜访了梁教授，真的就在他的实验室里开启了新一段的研究历程，

在香港，这些教授们更多地愿意去做志愿者，参与到青少年的科学普及和科学教育当中来，能够给老师们以帮助、给学生们以帮助。在内地，可能科学教育当中，怎么让科学家做更多科普的工作、科学老师怎么能跟更高级的科研单位手拉手起来、怎么在提高学生的同时也能够提升老师的科学素养，都是需要学习的过程。这些都是内地和香港交流之中可以借鉴的地方。

记者：因为您在环保和科学教育方面的贡献，您也获得了地球奖，您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下这个经历？

姜冬梅：这是2002年、15年前的事情。我领地球奖是在2002年4月22日地球日，一个星期之后我儿子就诞生了，我是挺着一个像地球一样的大肚子上台领奖的。当时主办方说，我上台可以讲一句话，我就说，我作为一个准妈妈，特别希望环境变得越来越好，不希望以后的妈妈们会像我一样担心孩子能不能在清洁的空气、水、不受农药化肥污染的粮食当中健康成长、担心胎儿出生前是不是健康的。这个担心15年间虽然有很多环保人士在努力，但随着我们的发展，污染仍是存在的，空气的质量好像更糟糕了。那时立下的志向还没有实现。

来到香港之后，我自己除了在做青少年的科学教育、引导孩子们观察大自然、观察身边的环境问题、怎么样去改善它以外，我自己的专业也在继续关注应对气候变化、环境保护。每年我都会带学生去参加联合国的气候变化大会，让他们亲身见证这样一个决定他们未来的会议，看看这些决定是怎么产生的、巴黎气候协定是怎么产生的、美国怎么样退出的，让他们知道哪些对未来、对下一代有益，哪些事情是下一代应该接过的接力棒、需要他们担起重任继续做下去的。

记者：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