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香港中乐团邀请我担任音乐副总监，而由中国广播民族乐团首席指挥彭修文先生担任音乐总监。彭先生点名让我当他的副手。那时我非常高兴，因为他是我永远的偶像。我想如果在彭修文先生担任香港中乐团音乐总监时我能当他的副手，就好像第二次上大学、读研究生一样。我很高兴，就答应了。高雄国乐团知道了之后，就说如果香港中乐团这种知名团体能把你请过去，我们感到很光荣，因为我和他们的合约应该到1997年10月才完成，但我和香港中乐团合约则从6月1日就开始了。后来彭修文先生不幸突然罹病、去世，香港政府就要求我临危受命，去当音乐总监。我接受了，冲上第一线。1997年经历了政权交接。2001年通过乐团公司化，我的职称改成艺术总监至今，工作二十多年了。

记者：香港能为中乐的发展做出什么贡献？与此同时，其它地方的中乐又能为香港中乐的发展做出什么促进？

阎惠昌：我当时在学校读书时，是文革后的第一期，我的专业是民乐，系是民族音乐作曲系，分了三个专业作曲、理论和指挥。我快毕业时，听了林岳培大师的《秋决》、《昆虫世界》，以及吴大江先生的作品，我们觉得这完全颠覆了我们在学校里学的东西。我们没想到民乐的这种形式可以做出这种声音来。

那个时候，李焕之作为中国音乐家协会的主席，来到香港参加亚洲作曲家联会，很多内地音乐家第一次来这边，听香港中乐团介绍他们的作品，都非常讶异。他们把这些乐谱、录音带回内地，在音乐学院里面真的掀起波澜。包括像谭盾这样的音乐家，和我们都是一届的，而香港中乐团音乐总监吴大江、作曲家林岳培，这些人就像一颗种子一样，永远种在我们的脑海。我、谭盾，还有很多作曲家，都是从香港中乐团的这些作品里面得到了启发、开阔，让自己的大脑开放性思维。

后来，不管我去新加坡还是台湾，香港中乐团一直是民乐人向往去的地方。1996年下半年我入职香港中乐团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研究香港中乐团所有的资料，因为要策划1997年我的第一个乐季。当我打开香港中乐团所谓的“红本”——因为本子有红色的硬皮，那是香港中乐团的曲目登记表——看到它演奏过的曲目序号已经排到三千多的时候，我根本不相信我的眼睛。我在中央民族乐团是国家级的乐团，我们的作品在那个年代、各式各样加在一起，有五百首大家就觉得不得了了。当年，曲目最多的应该是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可能有五百首，但中央民族乐团那时候还没有五百首。香港中乐团三千多首的数字让我非常惊讶。同一时间，我也看到当年香港中乐团委约、委编的作品序号也已经达到一千三百多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