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和地区持份者合作。比如在大佛口，有太古地产的一片地，他们提议说想把几条街都做好一点，但有很多政府部门负责，交通要找运输署，康文问题要找康文署……很难统合起来。当时林郑月娥是发展局局长，她设立了一个活化湾仔旧区委员会，我担任主席，其中很多委员都是当区区议员、政务专员、律师、保育人士、考古学家、建筑师等等。委员会因而统筹了很多工作，统合了跨部门工作，更整合了很多不是太古地产的业权所有方，最终把整个地方做成活化地区。

记者：对此老百姓反应如何？

吴锦津：老百姓非常高兴。因为这是双赢的，不但作为地主的发展商可以实现自己物业增值，居民也得到更好的环境，城市的市容也漂亮了很多。

我们区议会是比较贴地的，做前线的工作。我们和市民每天都在接触。刚才我来的时候，街坊半路上都拉住我，跟我讨论区内的问题。所以我在这里生活，我出生在这里、长大也是在这里、住也是在这里，所以每天他们找我非常容易，有什么事情、反馈都很方便。根据这些意见，我们跟政府去讨论，改进这个、改善那个，如此对整个地区提升、对市民都是有好处的。

记者：区议员离老百姓最近，但没有立法权、预算权，更多像咨询机构；立法权、预算权更多掌握在立法会，但立法会议员却不如区议员这么贴地。您是怎么看这个现象的？

吴锦津：这方面我有很大的感触。我1991年进入湾仔区议会，就发现一个事情很奇怪。我发现区内人士要搞活动，要么就去东区、西湾河文艺中心，要么就去中环、上环的文艺中心，居民也要到那里去参与。我就质询政府，政府回覆说湾仔区因为没有地，所以不能盖社区会堂，我当时就下决心推动，如果区内有什么大型发展项目、重建项目，就一定要把社区的需要放进去。回归给了一个契机：礼顿山以前是英军军官宿舍，很大一片，回归后土地交给特区政府处理，而特区政府接受了区议会的意见，在卖地条款里面定明任何发展商投得这块地、就要盖一个标准的社区会堂给湾仔区使用。所以我们湾仔区有了第一个社区会堂，就是礼顿山社区会堂。对此，我感到非常高兴。到目前为止，这个社区会堂的租用率非常高，特别是繁忙时间都差不多租满了。这说明社区需要通过我们区议员去反映给政府，还是有点用的。

记者：内地随着民生不断发展提升，“社区”这个概念也逐渐在深入人心。在您看来，香港有什么样成功的社区服务、社区建设经验，可以供内地参考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