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各地政策落地效果参差不齐。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农民工随迁子女人数，2010年为1167.17万人，2012年为1393.87万人，2014年为1294.73万人。义务教育阶段流动儿童在城市公办学校就读比例，2009年为78.2%，2011年为79.2%，2014年为79.5%。

“可见，仍有两成多超过200万的流动儿童未能进入公办学校，只能在民办学校或条件简陋的打工子弟学校就读。”长期关注流动儿童教育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研究员秦红宇告诉记者。

“标签化”使其缺乏认同感，心理鸿沟明显

“虽然跟着父母进了城，但流动儿童仍面临多重挑战。”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负责人李涛说，进城务工者工作时间长，起早贪黑，孩子仍是半留守状态。父母因为生活压力大，对孩子的教育往往简单粗暴，不具备有效陪伴能力。

北京协作者2013年参与的一项基于珠三角和重庆地区的1518名流动工人的调查问卷显示，流动儿童家长为了生计平均每天工作11小时，52%的家长评价自己为不合格父母，“与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少，交流少”“不能保障子女接受好的教育”。

此外，流动儿童虽然生活在城里，但他们的朋友圈基本限于流动儿童。

家访中，北京蒲公英中学的老师问孩子，你觉得你是北京人，还是家乡人，或者既是北京人又是家乡人。大多数孩子都选择了第三种。孩子们融入感不强，在城市中始终是一种飘着的状态。

“户籍是一道制度的墙，也是分裂流动儿童心理的墙。”李涛说，不能感受到被接纳和包容，这对孩子成长十分不利。

经过长期跟踪调查，李涛发现流动儿童会不自觉地给自己设限，会觉得有的地方是自己不该去的。比如，有一些住宅小区有公共设施，住在小区里的儿童常常在那里玩耍，但流动儿童一般不去。“他们认为那不是他们该去的地方。”

一方面是流动儿童和家长自我标签化，在心里设了一堵墙；另一方面，是一些城里的家长也不让孩子和流动儿童接触，给流动儿童贴上标签，“他们不懂礼貌、会骂人、偷东西，我的孩子跟着学坏怎么办？”一名家长说。

“这种心理鸿沟非常明显。”李涛说，相比制度鸿沟，心理鸿沟更难消除。

超八成“夹心层”儿童存在健康问题

十几年前，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成立不久，接到一个求助，一名17岁的打工子弟得了白血病。协作者及时组织大家给他捐钱，但不久后孩子去世了。后来，他们又遇到一名小学四年级的流动儿童，也是患白血病，尽管筹了3万多元捐款，孩子还是没能救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