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输一次血，李婷就会在纸上画一笔，如今，她已经写了两个“正”字。每当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看到红色的液体从塑料管里缓缓流进身体的时候，她就能想到父亲李峰（化名）焦灼的眼神和嘴上的一串火泡。她知道所有的血都是父亲以高价从外面买来的。

李婷每次需要输血的时候，李峰都会走到病房门口，小声地打电话，有时候，可能要打不止一个。这个电话所关联的就是所谓的“互助献血”，电话的另一头，则是血贩子。无偿献血无法解决的血荒，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互助献血名义下黑市的猖獗。

互助献血，顾名思义就是受血者可以通过互助的方式及时得到用血。1998年颁布的《献血法》用短短54个字赋予了其合法身份：“为保障公民临床急救用血的需要，国家提倡并指导择期手术的患者自身储血，动员家庭、亲友、所在单位以及社会互助献血。”

不难看出，从一开始，互助献血就被列为无偿献血的一种补充方式，是一种应急手段。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互助献血的概念开始变味，不再是保障急救用血，而是“大小手术用血都去互助”。许多地区甚至制定了临床人员开展互助献血工作的业绩考核与评机制，医疗单位被要求“互助献血量不得低于本单位当月用血量的20%”。

“变了味”的互助献血再次唤起了人们在这一政策制定之初就存在的忧虑：如何界定互助献血者的身份，这是否会给不法分子带来一个可钻的空子，从而导致“黑市”的存在。

在很多医生的印象中，这种让人忧虑的方式真正使用是在2009年临床用血出现紧张之后。在随后的7年里，事实证明当初人们的担心是对的。

“在我们医院，80%以上的互助献血都是血贩子在操作。”北京某三甲医院的一位医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北京一家三甲医院骨髓移植病房，几乎所有的病患家属都跟血贩子打过交道。“孩子要输血，医生说血库缺血，开了单子让我们去互助。”2015年下半年，李峰带着女儿到这里接受治疗。当时，初来乍到的他还不明白互助献血的涵义。

如今，他已经能够相当老练地跟血贩子打交道。“只要一个电话，血贩子就会来取互助单。告诉他孩子的姓名、楼层和病床，就可以了。”除此之外，李峰还会热情地向新来的病友推荐靠谱的血贩子。

在李峰的手机里，存着六七个血贩子的电话，都只是几个简单的姓，虽然打了小半年交道，双方仍不知道彼此的名字。和李峰女儿一个病房的一位家长则从口袋里掏出来一把名片给《中国新闻周刊》，上面大多印着“北京市互助献血中心”“爱心天使祝您早日康复”之类的字样；或者直接就是“互助献血”，下面附上一个联系号码；还有的甚至写着“敬请保留，以备后用”。

“我们病房里的人来自三个不同的地区，在北京也没有亲戚朋友，到哪里去找人互助？只能去找血贩子。”李峰给《中国新闻周刊》算了笔账，“如果从家里叫人来献血，算上路费、吃喝用住，其实也不少花。”李峰也曾让亲属来献血，但是每次献血成功的几率都很低，“坐车很辛苦，来了可能水土不服。”

在这家医院，血贩子的出入相当有规律：一般早上10点钟以前会聚在门诊二楼开具亲属证明；11点钟左右则会到9楼的移植仓发名片，移植仓里的病人都是用血大户，11点是病人家属结群送饭的时刻；下午出现的时候则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