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买了数十次血却没有跟血贩子谋过面的人。在河北燕郊陆道培医院，王振明（化名）已经从血贩子那里买了三四十次血小板，却一直不清楚跟自己打交道的是谁。“我们通过微信联系，血来了就微信付款，也不用开互助单，他们手里有很多空白的单子。”

对于血贩子，王振明甚至有些感激。在来医院之前，他的父亲在山西老家住院。年前血库缺血严重，王振明的父亲一直输不上血，血小板掉到了正常人的十分之一。“我甚至托关系找了地方的领导，都没有调来血。”

住在同一医院的张永许则向《中国新闻周刊》展示了厚厚一沓费用单。从2015年12月16日至2016年2月25日的71天内，他的儿子共用了37个单位的血小板、14个单位的红细胞。“一个单位的血小板是500元、红细胞1200元，30万的血费，大部分给了血贩子。”

春节期间，血贩子还涨了价，血小板一个单位要1000元，红细胞一个单位则涨到2500元。“我们有什么办法，只能接受。”一位家长用手拍打着胸口，语气中满是酸楚。

“互助献血对无偿献血来说是饮鸩止渴。”互助献血刚开始，北京医院输血科主任、北京市输血质量控制和改进中心主任宫济武就下了这样一个论断，“互助献血虽然表面上解决了血液紧张的问题，但是对于推进无偿献血事业来说是一剂毒药。”

武汉市在2011年8月给推行了两年的互助献血亮了黄灯，规定任何人要用血，只能等待血液中心和医院的调配。其中一个原因即是，他们发现，亲友互助献血在实行过程中出现了普遍的买卖献血证牟利的情况，有悖无偿献血的宗旨。

某血站一位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些医生甚至为了减小手术压力让患者去互助。“比如说肝脏手术，医院血库只配给800ml血，医生会让患者再去找400ml血，称‘不然手术做不了’。”

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以下简称“血液中心”）曾对2009年到2012年的互助献血人群进行统计，他们惊讶地发现，互助献血人群的HIV感染率比同期无偿献血人群高一倍。“来互助的群体不稳定，且大多是无业游民。”因此，2014年以后，国家卫计委开始在全国血站推广核酸检测技术，以控制病毒的传播。

2015年，卫计委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血液管理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加强互助献血管理，原则上仅在稀有血型和急救用血等情形下启动互助献血，不断降低互助献血率。此时，北京的互助献血比例刚由3.6%上升到6%。

暴利的贩血生意

王明（化名）是第一个抵达牡丹园一家超市的顾客。超市刚一开门，他就迅速走到了超市地下一层的快餐区。最近几天，他大部分时间都耗在这里。

王明是一个血贩子，也有人叫他“血头”或者“板哥”，这与他的业务有关系：贩卖血和血小板。王明出生于1992年，身高不足一米七，两只眼睛被脂肪包裹着；他身着深色的牛仔裤，和红灰相间的羽绒服，看起来敦实又不乏机警。

王明来这里的目的是等待所谓的“献血者”，并将他们转手给别的血贩子，以赚取差价。“两会期间，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门口查得严。”王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王明落脚的超市距离血液中心只有五百多米的距离，“行动起来方便又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