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住进自力巷，何苦每天都在担心它随时可能倒塌。196天后，当他亲眼见到拆迁工人推倒它的过程时，他会为曾经对它的轻视“深感汗颜”。

不过此时，何苦穿梭在解放碑商业区的人流中，看着老黄穿着一身橄榄绿的部队老式作训服，一双解放鞋已磨损得泛黄。他肩上扛着一根一米来长、磨得发亮的竹棒，走起路来，佝偻的后背和后昂的脖子，显得很不协调。而这正是长期肩挑重物形成的形体特征。

1949年，老黄出生在重庆一个偏僻山村。他的童年记忆贯穿着饥饿、寒冷。改革开放后，生活开始慢慢变好，家里每年都有余粮。1988年初，快40岁的他搬进了一个有着3个孩子的寡妇的家——她需要种地的男人，他需要生娃的女人。

这段没有登记的结合，却再次让老黄的生活陷入艰难。他俩有了孩子，她加入超生游击队的行列。罚款让他债台高筑。为了还债，他成为第一代农民工，外出挖煤，将全部的收入寄回家。3年后，他接到“速归”的电报，自己孩子的母亲即将和另一个男人结婚，孩子留给了他。

于是，43岁时，老黄再次身无分文。别无所长的他，不得不来到重庆“下力”——做棒棒。

女儿成了留守儿童，初中时，迷上了网络，辍学去广东打工，两年后怀孕。在外孙子3岁时，老黄提议女儿女婿分期付款在镇上买一套房子。

替女儿交了首付，余款3年分期付款，每年10万元。从第一天当棒棒起，他就想着有一天能扔掉肩上的棒棒，在挣钱和还债的压力下，老黄说自己“生命里的这22年，就是一个想扔又扔不掉的全过程。”

扛着这根“想扔又扔不掉”的棒棒，老黄和何苦终于在下午一点多钟，迎来了“召唤”。五一路口的涂料店，两袋腻子粉和一小包装修零件送到洪崖洞。

50公斤，两公里，工钱10元。套绳、上肩、起步。

第一次负重的何苦在前200米还一路小跑，即将完成第二个200米时，他开始感觉到，在肩头棒棒和肩内骨骼的挤压下，左右肩膀的皮肤和肌肉渐渐由酸麻变成刺痛。这种刺痛随着血管流遍全身。何苦感觉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腰越来越弯，腿越来越沉。汗腺在快速扩张，汗液从毛孔里铆着劲往外挤。

何苦已经记不清剩下的1000米是怎么走下来的。初当棒棒，他从没有想过，短短的两公里路竟然如此漫长。可是这样的路，老黄每天都在走，一走就走了22年。

走了22年的老黄，此时还能挑100多公斤的涂料走上几公里路。可是，过不了半年，老黄就将连75公斤——棒棒行业的门槛级重量都承受不住了。

三

早在“拜师”之时，何苦就和老黄约定，第一个月当学徒，不参与分成，同工同酬从第二个月开始。

但第一天挑涂料，收了10元钱，老黄现场就要分给何苦6元。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只要领到工钱，他都要在第一时间找何苦分钱。“棒棒干的是力气活，不需要学习，大家一起流汗，不分钱内心不安宁。”

何苦坚持第一个月不参与分成，但没想到老黄自己悄悄记了一本账。

2014年2月19日，何苦成为“棒棒”刚好一个月。晚上，老黄拿着一个小本子和一把现金来到何苦房间，在这本残破的账本上，老黄一笔一画、一天没落地记录着。账本显示，他们第一个月一共挣了1034元。不会除法的他将相同面额的钱分放两个地方，完成了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