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访民没有暴力等其他威胁行为，仅仅是要求继续上访，不构成威胁的事实。”阮齐林说。

王桂萍表示，当公权力部门决定了某件事情，对于公众来说，属于行政行为或职务行为。无论这个行为是否正当，最后的法律后果都应由政府承担，否则就是推卸责任。“这和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敲诈勒索是不一样的。”她强调，如果可以追究责任，就类似“钓鱼”了，“所谓‘敲诈勒索’能成立的前提，就是官员在受威胁或要挟之下处分了国家权力。当官员已经构成行为不当，反而去追究对方的责任，这是不合适的。”

因访获罪有时不纯粹是法律问题

对于一些访民因访获罪的现象，法学学者认为有时候这不纯粹是个法律问题。

王桂萍认为，在我国，政府拥有一部分权力，法院也拥有一部分权力，对同一件事的处理可能结果不一样，因此公民自然会在各方寻找其中的最大利益。

“一些人选择上访，虽然途径没问题，但客观上给政府的工作带来了较大压力，且一些地方的官员晋升、考核与上访挂钩。”简爱表示，要彻底解决问题，首先要限制信访与政绩考核过度挂钩，并尽可能鼓励公民通过司法途径维权，做到公开透明。

一名研究者则提出，基层政府在一些情况下觉得委屈，还可能因为有时候即使没有做错也会被上访、告状。

简爱表示，尽管法学理论界基本认可上访者不构成敲诈勒索罪，但问题是，一些基层政府会给法院施加一定压力，因为上级处理上访的部门把压力给了基层政府，而基层政府便把法律压力转向当地法院。虽然法院强调独立行使审判权，但法院的一些事务需要当地政府支持，所以造成一些法院不能完全依法判决。

她认为，信访提供的是司法之外的制度与保障，既然开放这条通道让当事人表达诉求、维护自身权利，就应该尊重法律机制和其他社会机制之间的衔接。如果规定公民有信访的权利，却在通过上访解决诉求时判公民敲诈勒索，这是在行政法和刑法之间人为制造一道鸿沟。（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