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城市病的治理还是要通过供给侧改革。要改变生产生活方式，经济发展里服务业比重的提高会使碳排放下降，轨道交通出行比例的上升会使得交通拥堵得以治理。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城市，在二战以来人口翻番，甚至三倍增长，并没有带来更严重的城市病。所以城市病的本质是供应和需求矛盾的问题，调整供应的数量、质量、结构和空间布局，来适应需求端的增长，是可以治理城市病的。

　　2013年是中国经济转型“元年”

徐建国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的主要成绩都是工业化带来的。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初级阶段，下一步就是城市化，城市化阶段也已经来了，以后的增长模式一定会变，而这个拐点在2013年已经发生了。

徐建国说，未来的经济增长一定以城市为核心。从大城市率看，也就是百万以上城市人口占城市人口的比重，中国的大城市率在2015年只有23.8%，远低于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加拿大和美国，略高于法国和德国。从城市的经济密度看，也就是这个城市每平方公里的产出，北上广深的经济密度在2-3亿美元/平方公里，远远高于中国其他地区，但是和国际大都市比上升空间还非常大。

在中国改革进程中，“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是一个显著特征，工业化是主导，城市化是附属。但是，从工业化到城市化的拐点在2013年已经发生，集聚的模式已经开始发生了变化。

2013年以后，中国城市化率速度在上升，而工业化率增速在减缓。这个数字近几年在上升，2000年只有1.1左右，到2015年的数据是1.43，而全球的平均水平是1.99，说明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比例显著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工业化主导的城市化进程在2013年已经是一个拐点，以前是工业化主导城市化为辅，以后应该是城市化为主、工业化为辅，逐步进行产业升级。

在工业化阶段，在任何地方的生产都可以带动经济增长，但是当大规模工业扩张结束以后，成本高得多。所以只有在大城市，各种服务业，包括生产性服务业，才能够支撑这样的经济总量和质量的进一步升级。

房地产作为城市的重点行业和国民经济的支柱，也清楚显示2013年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元年。2013年以前各种城市价格统涨， 2013年以后是一线大涨，二线小涨，三线几乎不涨，这是中国房地产价格的规律。2013年以前，因为工业化驱动，任何地方都会带来生产、收入，带来房地产繁荣，而现在小城市根本没有这样的机会，如果再建下去，几乎就是纯粹的浪费。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的经济结构的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在2013年已经开始了，从出口结构、消费结构、生产结构，服务业占比、消费占比的变化都可以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