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现在都想不通，他们为什么要诬陷我。为什么要把我拉进来。我跟他们真没什么过节。”汪超说。

被切断的这五年

从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时，汪超整个人都是蒙的。“就这样把我放了，连一句话都没有？把我关了5年，进去是一张纸，出来也是一张纸。” 汪超有些茫然，自由了，却不知道做什么。

2006年左右，仅读到初中的汪超随父亲到东莞打工。年少轻狂的年纪，汪超的朋友很多，“电话整天不停。”在电子厂打工时，因贺中和召集了几个同乡，汪超与同乡李一权、邹鹏等六七人聚在一起。由于贺中和想盘一家商铺，汪超曾与李一权、邹鹏等人短暂地住在一起，但一个月不到，汪超便被李一权“打发走了”。抢劫案便是在此期间发生。

2012年汪超到一家模型厂打工。因“参与抢劫”被抓时，他正在工业园区里忙着收货。“警察说我参与了抢劫案，我完全不知道什么情况。”

对于一场“完全没参与过的抢劫”，汪超以为自己很快就能出去，没想到一关就是5年。

被抓时，汪超只有24岁。得知儿子被抓后，汪双春独自调查，到处找亲友打听，为证明案发时儿子不在东莞案发现场，他找遍汪超的朋友，却没能找到替他作证的人。“他有朋友跟我说他当时不在东莞，但一说到作证就都离得远远的。”

因为汪超被抓，汪双春一家连续几年没回湖南华容县的老家，“心里难受，虽然知道儿子是冤枉的，但被抓了也觉得没面子。”

汪超在看守所被羁押的近两年时间，见不到任何亲友。一审判决后被转至广东省怀集监狱服刑，家人才得以第一次探望。汪双春从100多公里外的东莞第一次找到儿子所在的怀集监狱，“花了两天时间”。

一边做着每月3000元的工，汪双春一边坚持每一两个月看望一次汪超，为他申诉。面对父亲的鼓励，汪超几乎每次都保持沉默。“到后期，他不抱什么希望了。”汪双春说。

失去自由5年，对汪超来说，成了简历上难以填写的空白。“我现在跟我朋友都不是一个起跑线了，看到招工广告不敢报名，因为没法解释过去5年这段空白。”当年和汪超一起在模型厂打工的朋友，如今已进了管理层，每月收入近万元。被无罪释放4个月，汪超至今尚没有固定工作。“以前的技能都做不了了，手脚反应不过来。”

刚出狱的汪超，躺在床上整夜整夜地睡不着，窝在家里盯着手机，以前响不停的手机，如今几天不响一次。在汪双春的说服下，汪超重新去技校学电工和空调维修，开始接点私活。但在旁人眼里，汪超的时间几乎定格在了5年前，“教了微信，刚刚学会用”，“坐地铁稍不注意就会绕迷路”。

在向广州中院提出的国家赔偿申请中，汪超不仅请求赔偿包括侵犯人身自由赔偿在内的共计约73.8804万元，还要求广州中院在媒体上公开国家赔偿决定书予以道歉和恢复名誉。

对于汪超的国家赔偿申请，广州中院已进行了公开听证。但对汪超来说，被羁押的1672天是金钱难买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