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在田里劳作，收工后自己捡柴做饭。禾苗的天敌是田鼠，为了保护禾苗，他们把铺盖搬到田埂上，每天晚上拉电网、撒鼠药、放夹子，彻夜与田鼠激战……一个春天，这样的日子有两个月；一年中，这样的日子就有6个月。

身体所受的苦是其次，最苦的是对种子的担心。1975年4月中旬，海南岛气候反常，稻子晚熟。为赶上湖北的育种期，朱英国他们收下稻种，来不及晒干，就匆忙启程。但是，仓促间忘了带《病虫害检疫证》，湛江站禁止他们通行。

稻种已发热，如再耽搁半天，几年的心血就将付之东流。又累又饿又急又气之下，朱英国竟昏倒过去。此情此景，令车站负责人大为感动，破例放行。

如今的武汉大学，早已有了温室实验室，但朱英国仍始终过着“水稻候鸟”的生活。今年4月中旬，78岁的朱英国院士还像往年一样，在鄂州基地播种结束后，又不辞劳苦地奔赴海南基地开展研究工作。4月份的海南，气温已有30摄氏度，朱英国戴着草帽、顶着烈日，站在实验田里。当看到大面积水稻丰收在望的景象时，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开心地像个孩子。

“生活苦没事，精神不能垮”

博士生肖海军是朱英国生前带的最后一批学生。他说，导师有两件事放不下：水稻事业和科研团队。

认识朱英国的人，都说他平易近人。他选择弟子没有条条框框，只要学生有求学的诚意、能吃苦，他就一心一意带在身边培养。

1975年，在湖北省沔阳县杂交水稻的培训中，朱英国发现当时不到20岁，连初中都没毕业的杨代常非常执著地钻研技术，很有一股子拼劲，是个难得的好苗子。1985年，武汉大学招收首届插班生，在朱英国的帮助和鼓励下，杨代常考入武大，此后他又成为朱英国的第一个硕士生、第一个博士生。毕业后杨代常在美国、新加坡和菲律宾等国学习工作，成为美国加州一家生物技术公司的首席科学家和实验室主任。

2005年，朱英国的一个电话让杨代常决定放弃美国安逸的生活，回到母校武汉大学。“我深知，我要回去，要用我学到的知识去回报我的祖国，回报我的老师，尤其是要回报朱老师这么多年对我的培养。”杨代常说。

杨代常回国后承担了国家973、863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个重大项目。他办公室的大演示板上经常会留下诸多实验数据，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在实验室度过，然后回到办公室，继续与研究团队做技术研讨。这样的习惯正是朱英国在他成长之路上留下的深刻烙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