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经”指的是《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论语》《孟子》《孝经》《尔雅》这十三部儒家经典，而《十三经注疏》则又加入了历代学者对这些经典的笺释、疏解、注音等内容。这部总量达万余页的大书，版本复杂，各版本间的文字千差万别，况且不少内容佶屈聱牙，生僻难懂，始终没有一种为学界普遍认可的当代整理本。学者们最常使用的，只能是近200年前清代嘉庆年间刊刻的版本。《十三经注疏汇校》的完成将为通行整理本的出版打下坚实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如今，社会文化的大环境日新月异，中华文化典籍整理编纂出版的小环境也可谓前所未有：中华再造善本工程及续编工程影印出版各类古籍善本1300多种，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全部敦煌写本实现数字化回归，“中华古籍资源库”累计发布1.7万部善本古籍的影像，各省级公共图书馆同样在陆续发布珍贵古籍数字资源……面对众多过去难得一见的唐前写本、宋刻元椠，当代古籍整理迈越前贤，远景可期。
有了充足的文献准备，越来越多的学者下苦功夫、啃硬骨头，不断推出代表当代学术水准、体现时代特点的古籍整理作品。
对“诗圣”杜甫作品的整理，在清代一度达到鼎盛。钱谦益的《钱注杜诗》、仇兆鳌的《杜诗详注》、杨伦的《杜诗镜铨》等名著的出现，使得此后200余年，再也没有学者对杜甫作品进行全面整理。2014年，洋洋近700万言的集体项目《杜甫全集校注》和清华大学教授谢思炜独撰的《杜甫集校注》接踵而至，或文献丰备、注释周详，或博采约取、自出机杼，都展现了当代古籍整理的新貌。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由众多知名学者参与整理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不仅确立了现代古籍整理的基本范式和标准，而且成为文史学者必备的基本文献。几十年之后，随着学术的发展和读者使用需求的变化，原点校本的种种缺憾逐渐显露。从2013年开始，点校本《史记》《新五代史》《旧五代史》《辽史》《魏书》的修订本先后问世，一套“新定本”呼之欲出。
五年来，凤凰出版社的《文选旧注辑存》、中华书局的《酉阳杂俎校笺》等一部部集大成式的传世文献整理作品陆续出版；中华书局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中西书局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等出土文献整理走向学术前沿，“海外中华古籍调查”、《海外古籍总目》等海外中文古籍回归项目在世界各地有序展开；地方文献整理突飞猛进，计划出版1000册的《新疆文库》汇集了新疆各民族经典力作、珍贵史籍，有500册规模的《浙江文丛》广泛发掘浙江历史、人物……聚沙成塔，集腋成裘，一个立体、多元、多层级的中华典籍文献体系雏形初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