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赵某陈述，2015年7月，八名中年妇女“朝其中一个村民身上吐唾液”，“见到女性就撕扯女性身上的衣服，见到男性就脱了自己的衣服往男性身上靠”。

被害人张某说，2014年7月份，其因房屋拆迁与开发商发生争执，后开发商找来十几名妇女，围堵其家门辱骂、恐吓持续六天，其中一妇女在辱骂过程中用手抓住他的生殖器，后来其去医院打针治疗花费1000多元钱，其母亲也因这些妇女闹事受到惊吓，于当年11月份去世。

一轮吵过、骂过后，大妈们也不走，待在那里。有凳子坐凳子，没有就坐地上或车上，大妈们几个人聊天、说笑。

“我们反正没事，就当在玩。”高云说。

到了吃饭时间，老板或牵头人领着一起吃饭。有的大妈需要赶紧吃药。高云麻烦点，她每天要注射两三次胰岛素，而胰岛素必须冷藏存放。大妈群中唯一的男人胡林文，不便于去“纠纷”现场，这时就会赶过来送药。

大多时候，对方会报警。“有次警察同志对我们开玩笑说，你们大妈也‘出警’啦?”说完，高云问记者，“我不懂法，但警察出动是为民除害，我们出动也是帮助别人。你说是不是?”

大妈们的“江湖”

“讨债天经地义，这样做也不犯法”，一位请过这群大妈的老板说，他们多年摸爬滚打得到的讨债经验是，“欠款人都是做生意的，不管有没有钱，只要去多闹几天，总能逼出几万块钱。”

有时，这位老板自己赶到工地，拔掉工地电源，或堵在通道口阻止施工，但这样容易产生肢体冲突。更多时候，他让自己的妈妈、大姨、奶奶等，或邀请这群大妈，一起去对方家里坐着，一般两三天钱就能讨要回来。

苏木香的儿子告诉新京报记者，商丘市里像她们这样的群体比较多，有的是艾滋病人带队，有的是盲人带队，有的是腿瘸的人带队，有的是老人带队，很多人还是同一个村的。

“今天我们去了，老板觉得我们不行，第二天改请另外一批人去。”苏木香有几次遇到这种情况。

更常见的是，被催讨的对方也会叫上一帮人来对付她们这群大妈。偶尔，两群人一打照面，发现相互认识，或者本来就是自己人。这时，双方会派出代表来调解，比如欠30万，可商量先还5万，其余的三个月或半年内还清。

2016年1月，市里一个工地上发生纠纷，她们也被请去。当地警察调解多次，但连闹几天，矛盾双方请到工地“助威”的人也不断增加，最后加上施工工人共有一两百人，事情越闹越大，出现小的肢体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