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不适应的。2014年3月的一天上午，康国强所在的“家”来了一个20出头的小伙。“头压得低低的，没精神。”趁着康国强出厨房间隙，他拿厨房菜刀割脉，被跟随者拉住。

“厨房的刀都缺口子了，切土豆都很费力。”当时负责“家”中伙食的康国强说。

“你看着我干嘛？”当日午饭，领导问小伙，“我害怕。”小伙答。随后，领导问众人：“你们害怕吗？”众人放下碗筷，大声答：“不怕！”小伙随即转身撞墙。

康国强说，当天下午，小伙就被送走了，具体送到了哪里，不清楚。

传销组织甄选新人有一套标准：“太穷的不要，太富的不要，结婚的不要，有外债的不要，在逃犯不要。”钱江说，还有出生在90年之前的不要。

猫鼠游戏时刻上演

躲避警方打击，频繁转移阵地，是蝶贝蕾传销网络最常见的手法。

“组织会把警察描述得特别坏，前来检查的协警被称为‘二狗子’。”康国强说。

康国强进入蝶贝蕾，赶上了一次大转移。大年初二，他们约200人聚集在天津泰亨大酒店吃年饭。当晚，他们收到转移通知，来了好几辆大巴，整体转移到河北廊坊一个农村。康国强所在的蝶贝蕾传销一支整体转移至廊坊。

在从“蝶贝蕾”逃出的李楠看来，传销组织一般会选择交通相对便利，且物价低廉的地方，运行成本低，新成员进入也会便利，但也利于逃跑。钱江当时所在的“家”就在静海区气象局对面。

在这里，猫鼠游戏，时刻都在上演。

钱江透露，领导们和当地的出租车司机、馒头店主、邻居都比较熟络，是否有过通风报信，不得而知。

“没有什么规律，是否躲避这些都由领导决定，躲避的频繁程度是根据这个‘家’的安全度有关。一般是带上全‘家’人的手机、充电宝、被褥出发。”钱江说。

在蝶贝蕾传销中待的一个多月时间里，钱江先后躲了四五次，基本是一周一次。时间长短不一，最短半天，最长七八天。

钱江介绍，如果走得急就打车，不着急就自己走。新人要抱两床被子和一个背包。一个双肩包，塞得满满的，背包里是“扛家”的衣服。

“起床，叠被子，带走。”2017年3月底，钱江的“领导”通知大家紧急转移，他们十多人藏到了离家数公里外的一片洼地，“步行小跑要一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