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最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的性道德严重下滑，到了不能不大力整治的程度。以被判刑的三个政治局委员陈希同、陈良宇、薄熙来，一个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为例，根据官方文件披露，他们无一例外都有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关系的事实。三年以来，被中纪委通报通奸的高级官员就有戴春宁、许杰、冀文林、余刚、杨刚、阳宝华、毛小兵、沈培平、谭力、陈铁新、杨森林、金道铭、申维辰、孙兆学、梁滨、聂春玉、杜善学、武长顺、秦玉海、景春华、蒋尊玉、孙鸿志、廖永远等二十多名，以及张秀萍、杨晓波两名女官员。

世风日下，性道德沦丧的严峻现实，使得治国者不得不以重典扫黄，以北京市局打掉天上人间夜总会为标志，全国上下开始了新一轮规模空前的扫黄打非运动，九十年代以来全国各地“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的昔日繁华一去不返，在“工作室”、住宅楼内找乐子的薛蛮子、黄海波、王全安等名人也被朝阳群众的火眼金睛揪了出来并大都上了电视。尤其是2013、2014两年，北京市局领导对扫黄工作更是下了死命令：任何街区因为卖淫引起舆论关注的，分局长就地免职！在巨大的压力下，基层警察对扫黄可以说是不遗余力。但尽管如此，北京的卖淫嫖娼活动不但没有绝迹，反而借助于网络带来的便利，更呈现出遍地开花之势，即便是传统的招嫖方式，也未见禁绝，本人在去各大酒店会客时，常遇到皮条客们散发小广告，这些还大都是五星级酒店。

在虽严禁而不绝的情况下，中国的扫黄政策以后要怎么走？有一点可以明确：在中国，扫黄是远比反腐更艰巨的任务。因为反腐虽难，但西方国家有成功的例子，只要权力有制约，新闻有自由，司法能独立，并做到官员财产公开，市场机制建立，建立一个廉洁社会是能做到的。而对扫黄，连西方国家也头疼不已，至今没有哪个西方国家有效地控制住非法性交易，没有哪个西方政客在选举中敢夸下让卖淫绝迹的海口。既然做不到，干脆就把性交易合理化，在西方国家，民众普遍把性交易当作公民身体自由权和性自由权的体现，把性工作者看成与其他劳工一样的劳动者，虽然很多国家还维持着卖淫非法的规定，但这主要是为了防止组织化卖淫对底层女性的压迫以及因此产生的人口贩卖。尤其是网络时代来临后，卖淫活动不一定在妓院进行，性工作者借助约会软件很容易和客户联系，性交易在公寓内甚至通过车震就可以进行，她们不必再受性交易组织者的盘剥，这些新变化既使得打击性交易难上加难，更连打击性交易本身都没了正当理由。

当然，这只是对西方国家色情业现状的分析，这并不必然导致一个结论：中国应该将性交易合法化。作为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东方大国，我们总是有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很多特殊性，中国政府的扫黄努力，并不一定因为改革开放放松的社会管制和网络化带来的社交便利而注定失败。事在人为，办法总比困难多，对卖淫嫖娼，关键还是看政府下多大决心，投入多大力量！技术可以给公民以便利，但技术也可以有效地加强社会控制，网络本质是自由的，但网络也可以成为记录和查询个人行动轨迹的有效工具。只要力度足够大，使中国的性交易总体上得到控制甚至基本绝迹，也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

总之，本人还是希望中国政府拿出更大的勇气，采取更有力的手段铲除中国的卖淫嫖娼活动，并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建立一个让其他国家羡慕不已的性道德标准。

作者为北京市汉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