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雪莱去世100多年之后，英国社会底层的状况——他们被压迫和被剥夺的地位——似乎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哈里森来自英国中部城市利兹的一个矿工家庭，对工人的生活状况了如指掌。在接受大学教育之后，他获得了为社会底层代言的能力，然而他似乎也碰到了雪莱一样的尴尬。在《全国文物托管组织》（National Trust）一诗中，他将两个文物保护单位，一个曾经是煤矿，另一个曾经是锡矿，描写成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见证，那深不见底的矿井隐藏着无法说出的秘密，甚至是见不得人的罪恶。

诗歌说，曾经有人从监狱借来了一名犯人，用绳子将他放下矿井。但是当他上来时，已经面如死灰，惨不忍睹，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这个罪犯的故事可能仅仅是一个文学比喻，它暗示了工人说话的权利被黑暗的深井所剥夺。工人的话语权被剥夺之后，这些剥削和压迫的秘密才能得以保全，资本家犯下的“罪行”才没有被绳之以法。诗歌认为，应该让英国的学者下去看看，把这些文物保护单位的黑暗和肮脏的另一面弄清楚，把它们的不可示人的罪恶都公之于世。

作为“底层诗人”，哈里森关注下层人民的生活境遇，同时他也意识到英国社会的分裂和对立可能是“拥有知识”与“没有知识”之间的对立。在《他们与我们》（Them and ［Uz］）一诗中，他以愤怒的心情，回顾了他的小学教师对他的地方口音的奚落，说他的口音是对英国诗歌的讽刺。在排练莎剧时，教师只允许他扮演小丑，因为他的口音只适合扮演下人或劳动人民，而莎士比亚把“诗歌”台词都给了王子和贵族。因此，口音把人们区分为贵族和贫民，它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知识和教养的标志，而且是一个人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标志。

拥有了知识的哈里森，自然也拥有了标准的口音和较高的社会地位。虽然他关注底层民众，但是他也意识到他已经不再属于那个阶层。作为诗人，他早已有了知识和文化赋予的表达能力，他渴望为底层人民代言，然而他似乎碰到了雪莱在19世纪同样碰到的问题。在《V》（1985）一诗中，他强调了靠救济金过活、挣扎在贫困线边缘的底层人民的愤怒。在英国矿工大罢工遭到撒切尔政府铁腕应对的大背景下，这种愤怒显得尤为强烈，常常以足球流氓、涂鸦和打砸抢形式表现出来。打砸抢不是他们的天性，而是一种抗议，是表达抗议的途径被堵死之后的唯一选择。

　　三

在经济学中，“基尼系数”是衡量一个国家财富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数，当基尼系数超过0.5，就说明这个社会的收入差距大到了临界点，这个社会存在不稳定的隐患。不可否认，今天的英国底层人民的生存状况与19世纪相比有了不少改善，赤贫的人数大大下降，但是今天英国的贫富差距和收入差距相比19世纪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英国的“脱欧公投”就是这个社会中一直存在的愤懑的外现，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美国的“占领华尔街”的翻版，是99%的穷人对1%的富人所说的“不”。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民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但他们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没有社会地位，“脱欧”就是他们通过公投表达述求的一种形式。英国后现代小说家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曾经写过一部《10.5章的世界历史》，书中出现的人物都是小人物，用后现代小说形式呈现了世界历史的一个小小侧面。如果以上文字还有一点道理，聊当此文是英国底层人民状况的百年简史吧。

《光明日报》（ 2017年08月23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