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春夏之交,河南省豫东地区对外宣称是实行的“联产到劳(劳动力)”责任制。安徽分社社长尤淇派我去实地调查比较一下“联产到劳”与包干到户的优劣。在新华社河南分社的支持下,我访问了开封地区,重点走访了杞县和兰考县的一些生产队,结果发现他们搞的都是大包干到户。队干部告诉我,开始是搞“联产到劳”,但田地、责任难分,一家几个劳动力还要分开。后来去凤阳学习了大包干(到户),感到还是这种方式简单,利益直接,回来就干了。我向尤淇同志作了汇报,他说,因是河南省的事,就不写报道了。

后来,我在河南分社的报道中,还看到这样一件事,1981年中秋之夜,豫东黄泛区一位饱经沧桑的老农,在朗朗月光下,摆出香案,面向北京礼拜,口中念道:“我一不求金,二不求银,只求让我包干到户。”

1981年春节前夕,我曾随着一批外地参访者来到小岗生产队。一踏进这个过去的“叫花子窝”,只见户户大囤满,小囤尖,全队20户有14户是“万斤粮户”。“万斤粮户”家里、场上都圈了四五个大粮囤。参访者怀疑作假,有的将手从粮囤底部插进去,摸摸下面是不是谷子；有的用脚踢粮囤外围,听听声音,判断外围是不是谷子；还有人顺手操起一把谷耙柄,从粮囤顶部戳下去,凭感觉判断中心是不是谷子。最后都笑着说,“不假,都是装满谷子的大粮囤。”有一个青年人疑云未散,悄声问小岗队61岁的女社员王德兰,“可是干部将人家的谷子移到你家来了?”围观的社员都咯咯笑了:“‘浮夸风’的苦头俺们没吃够?还能干这种事!”王德兰两手一拍,更是笑得前仰后合,说:“哪家没有三五个粮囤,几千斤粮食!”那个年青参访者高声说:“这一个个大粮囤将我头脑里的‘?’给拉直了,变成‘!’啦。”应同行的上海《解放日报》的一位主编之邀,我将这次访问写成了一篇通讯《“?”变成了“!”》,作为“专稿”,很快被《解放日报》刊登。这是关于“小岗大包干”的第一篇新闻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