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任县委办公室秘书的吴庭美是土生土长的小岗人,地熟人更熟。1979年12月他回家乡写了一篇《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的“小岗大包干”调查。陈庭元将这篇调查报告送给万里。万里看后,1980年1月24日,风尘仆仆赶到小岗队调研。调研完临行前,对恋恋不舍的送行群众说,“批准你们干5年!”吴庭美是总结“小岗大包干”经验的第一人。

几乎与吴庭美回小岗调查同一时间,1979年末,张万舒和我带着小岗队是否“包干到户”的疑问,回到县城,询问县领导,但一个个讳莫如深。

1980年12月,张万舒从其他渠道得知“小岗大包干到户”的信息,又重返小岗实地采访,与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严宏昌、严立学等人促膝细谈,掌握了详尽资料。他写了报告文学《中国,有这样一个村庄》,刊于新华社初创的《瞭望》杂志(1981年第2期)。张万舒是以纪实文学手段宣传“小岗大包干”的第一人。

小岗大包干后,1979年一年生产的粮食等于大包干前5年的总和,生产的油料等于前20年的总和,23年未向国家交售一粒粮,还吃救济粮,而那年一下交了2.5万斤粮食。随着一句顺口溜“千条计,万条策,不如大包干到户一剂药”的传播,“小岗大包干”成为“挡不住的诱惑”。特别是万里对“小岗大包干”的表态,更使“小岗大包干”成为全县学习的样板。尽管各个公社层层落实县委“要稳定各种联产责任制”的要求,但农民大声说:“不到户,稳不住!”许多生产队都是一夜之间就将田地分到了户。1980年下半年,是凤阳县包干到户逐渐取代包干到组的半年。到年末,全县90%以上的生产队实行了包干到户或者明组暗户。

就在凤阳县大包干由组“滑”到户的过程中,从省内到省外,一波又一波参观潮涌进来了。这些参观者开始都是抱着学习大包干(到组)的经验来的,县里介绍的大包干做法、样本、合同书,都是大包干到组的,但是参访者自己到生产队一看,发现很多是到户的,或明组暗户的。于是他们转而学习大包干到户的做法,也就是“小岗大包干”的做法。他们回去以后,也纷纷干起了包干到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