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面介绍了“第一篇关于‘凤阳大包干’的报道”,有人可能会问,凤阳实行大包干的第一年,即1979年,你们为什么没报道呢?

确实,1979年凤阳县已有83%的生产队搞了大包干。年末,安徽分社采编主任张万舒与我一起走访了马湖、宋集、梨园等公社,看到凡是实行大包干的,队队增产,季季增产。于是我们从“适应当前干部管理水平；联产计酬,调动积极性；减少矛盾,增强了团结；精耕细作,促进了增产”等方面,写了一篇内部报道《凤阳大包干好处多》,被总社以“机密级”刊发。这是第一篇关于“凤阳大包干”的内部报道。

那当时为什么不搞公开报道呢?因为1979年社会对联产责任制争议激烈,报刊还时有批评言论。我们决定先发内部材料报道“探路”。直到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同志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充分肯定了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凤阳县的“大包干”(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　P275页)。至此,这一争议才告一段落。

也就是在那次采访中,我们发现小岗的农民都是一家一户在地里干活,与其他队几户在一起干活的场景明显不同。我们问陪同采访的公社书记张明楼,他含糊其辞地说,可能是同组的人分散干活或有事去了。问地里干活的农民,他们只是笑,不答话。

其实,我们的怀疑没有错。比我们更早怀疑小岗“包干到户”的是县委书记陈庭元。1979年4月初,他到小岗检查工作,发现小岗是分户劳动的,张明楼向他汇报:“群众自发搞‘分田单干’,‘搞资本主义’。”陈庭元村里村外转了一圈,说:“他们已穷‘灰’了,还能搞什么资本主义?”就这样,陈庭元将“小岗大包干”保了下来。但嘱咐他,一定要“保密”。

小岗大包干(到户)是由凤阳大包干(到组)演变而来的。1978年冬,小岗队开始也是实行大包干到组,先划分4个作业组,干了没几天,组内产生矛盾,于是各个组“发杈”,又分成8个组,每个组只有二三户,可是没干几天,又有吵架的,还是干不好。于是在一天夜里,生产队秘密集会,立下“生死契约”:明组暗户,瞒上不瞒下,分田到户。从此,一种与安徽省所有联产责任制都不同的“小岗大包干”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