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在当地支援团体的调解下，用工单位支付了邱玉花和余洪秀每人5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0万元。但律师发现，在邱玉花和余洪秀的劳动合同中，约定的三四百日元时薪，是当地最低时薪标准的大约一半，这违反了日本劳动法的最低时薪要求。
尽管明显违法，但对于像研修生这样的日本社会制度的顽疾，日本的劳动监督机构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石原缝制服装厂社长 石原幸史：如果没人去告发，劳动监督署不会调查。虽然有时他们接到举报电话或听到传言，会派人过来看一下。我个人认为，他们就算知道情况，但只要没出问题，就不会去追究。
最终，用工单位以当地最低时薪标准，确认邱玉花、余洪秀的3年工资总额为每人1100多万日元（约合人民币70万元），也就是说还分别拖欠每人600多万日元。
不过，他们要拿到全部工资，却又有新问题，因为这家服装厂正计划实施破产。
虽然讨薪之路困难重重，但相对国内而言较高的收入水平，使日本研修生仍然对很多人具有吸引力。
中国籍研修生 邱玉花：反正我愿意继续，这是我的想法，因为钱多工资高。
央视记者 何欣蕾：尽管存在拖欠工资、过度劳动等等问题，但是劳动者对较高报酬的自发追求，一直为技能实习生制度提供着动力。然而这不能也不应成为日本政府与用工单位，对相关问题回避或忽视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