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谈判楼在坚尼地道28号，是一座依山而建的意大利式小楼。我每次都到外面花园接电话，是担心楼里面有窃听装置。当时经常和我联系的外交部王英凡副部长和港澳台司司长等，都是上海人，我们就说上海话。这样即便被窃听，对方还要找懂上海话的人来破译，得多费不少力。而且，我们之间的通话还有暗号。谈判的进展通过他们报给钱其琛副总理，再报给江泽民主席，北京的指示也通过这个途径及时下达。

那五天五夜真的没怎么睡觉，白天谈得唇焦口燥，晚上回中代处还要开会、发电报、等批复，再根据北京指示商量明天如何对阵。即便是抽空眯一会儿，脑子里想的也全是先头部队提前进驻的事。

中方代表陈佐洱和英方代表包雅伦

在香港回归的整个后过渡期，彭定康的主要形象和实际作用就是个搅局者。

高渊：在你亲历的中英谈判最后1208天里，接触了很多英方人士。你对末代港督彭定康印象怎样？

陈佐洱：应该说，在香港回归的整个后过渡期，彭定康的主要形象和实际作用就是个搅局者。他以说话尖刻辛辣、文字功底老到著称。1992年一上任，就抛出了一套背信弃义的三违反“政改方案”，随后才傲慢地动身北上，企图以既成事实压中方接受。最后，当然碰了一鼻子灰。

高渊：对哪几位英方谈判对手印象深刻？

陈佐洱：1990年香港新机场建设谈判时，我的对手是伯恩斯，他没谈成，英方临阵换将。香港回归后，他出任首任英国驻香港澳门总领事。那天，我应邀出席他的上任酒会，他对我非常冷淡，装作不认识，可能觉得当年丢了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