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外国企业，尤其是来自美国和欧洲的企业对中国网络安全法表示担忧，陆慷7日强调：第一，我们在制定这个法律的过程中，具体的条文跟其他国家制定类似法律相比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第二，这个法律已经明确地规定，它对所有可能涉及到的企业是一视同仁的，无论中国企业还是外国企业，也不存在歧视性的问题。

“实际上，从很多方面看，该案不太可能对在中国做生意产生重大影响，因为该法律中的很多条款都在实践中已经运用，只是正式成为法律条文”，《纽约时报》7日称，其他较为模糊的条款，中国政府将决定其具体实施。报道还称，相比较二审稿，最后审议稿“做出了一些缓和”，如不再要求外国企业将在中国境内搜集的所有数据存储在境内，而只是重要数据和关于中国消费者的数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中国区副会长帕克7日对彭博社表示，网络安全法如何执行无关紧要，“因为大型跨国公司愿意顺从，不遵守法律的成本太大，他们不会考虑”。

“后斯诺登时代的潮流”，彭博社称，中国加强保护网络的措施和后斯诺登时代欧洲及世界各地的步调一致。美国政府前特工斯诺登曝光“棱镜门”揭发美国的间谍活动，惊醒了中国，中国政府在保护网络安全方面日益积极主动。美国广播公司说，中国政府称网络安全法是预防犯罪和打击恐怖主义的需要，但该法也旨在防止网络空间被用来推翻社会主义。

美联社7日还认为，中国网络安全法“瞄准境外黑客”，“中国政府可以对从事危害中国信息基础设施活动的境外黑客采取冻结财产或其他制裁措施”。评论称，网络安全是中美摩擦的因素之一，双方都称深受对方网络攻击之苦。中国官员一直认为，中国是网络黑客活动的主要受害者，并呼吁增强执法力量，对进口技术设备进行严格管制。荷兰莱顿大学从事中国法律和监管研究的克里米尔斯对路透社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互联网对国家安全各方面产生的直接和深远影响，“网络空间是国家空间，是军事行动、重要经济活动的空间，也是犯罪和间谍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