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里奥•居里还要杨承宗带给毛泽东一番话：“要保卫世界和平，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有自己的原子弹。”这句话对毛泽东的触动有多深，我们不敢妄加揣测。但此后不久，毛泽东对原子弹就有了更直接的观感。

1949年12月，毛泽东首次访问苏联。在斯大林的授意和苏方的刻意安排下，观看了反映苏联当年9月23日进行首次原子弹爆炸试验的纪录影片。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倨傲和恫吓洞若观火，回国后，他说：“这次到苏联，开眼界哩！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

这时候，他已经感到，不能把原子弹仅仅看作“纸老虎”，还要看作“铁老虎”、“真老虎”。

1950年5月19日，经毛主席批准，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彭桓武为副所长。一大批原子能科学家如邓稼先、周光召、朱光亚、陈能宽、程开甲等，从美、英、法、德陆续回国，来到了原子能所，成为中国后来研制原子弹的骨干。

中苏协定：老子儿子，还是亲如兄弟？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苏关系迎来了“蜜月期”。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提出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之内的“一边倒”国际战略。

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有共同的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的。中国革命也得到苏联的援助。1924年孙中山召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其后进行北伐战争时，苏联是唯一的外援。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苏联又是第一个援助中国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国家。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中需要苏联的支持。在新中国恢复经济和发展生产、进行建设方面，需要苏联的援助，对国家的管理也需要苏联的指导。选择“一边倒”战略，成为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发展友好关系的必然结果。

根据这一战略方针，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个月，便踏上了访苏的旅程，并推动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该条约规定了中苏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合作，确立了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

在谈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毛泽东说：“条约定下来比不定好。定下来，就有了靠，可以放手做别的事。我们是新起的国家，困难多，万一有事，有个帮手，这样可以减少战争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