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延安的中共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头版刊登了美国用原子弹轰炸日本的消息，标题中写道：“所有生物被烧死。该城烟火弥漫，高达四万英尺”。

毛泽东看到报纸十分生气，“这是谁家办的报纸？渲染恐怖，吓唬谁？”他一把扔掉报纸，当即把电话打到负责人陆定一那里，责怪他们没有站稳政治立场，“为美国佬进行义务宣传”。

随后，他还在延安干部会议上说过这样一番话：“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只是空的。”

事实上，这位历史伟人的目光已经穿透原子弹的烟尘，清醒预见到核武器在物质破坏和精神威慑上的双重作用，以及这种武器将对世界军事政治格局产生的巨大影响。

果然，有了掌握原子弹技术的美国支持，国民党一把撕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面具，把手中的美式装备对准了“小米加步枪”的共产党。

但毛泽东没有被“吓”住。

1946年8月6日，广岛被原子弹轰炸1周年之时，他在延安枣园的一棵树下会见美国记者安娜•露易丝•斯特朗，谈到让整个世界丧魂落魄的原子弹，他挥挥手，轻轻一弹烟头，为英语世界创造了一个新词儿“Paper Tiger”。

然而，战略上的藐视，并不否定战术上的重视。

1949年初，钱三强向中央提出申请，希望利用到巴黎开会的机会，通过自己的导师约里奥•居里（就是著名的居里夫妇的女婿）帮助买一些开展核物理研究的仪器和书籍。钱三强估计，这些东西在当时大约需要20万美元。

不久，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就通知钱三强到中南海面谈，同意为他拨付5万美元专款，并向他转告了毛泽东、周恩来从西柏坡传来的口信：“中央对发展原子核科学很重视，希望你们好好筹划”。

钱三强并不知道，当时中共中央掌握的外汇总额只有区区30万美元！捧着那一沓潮湿的散发着霉味的美钞，或许钱三强能够体会到党中央对核科学研究的看重。

由于法国方面不给发放签证，钱三强最终并没有去成巴黎。他只得拿出5000美元，辗转托人带给约里奥•居里。后来，居里请留法学者杨承宗买了一些仪器、书籍、同位素、计数器以及探查铀矿必需的标准源等带回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