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延安的中共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头版刊登了美国用原子弹轰炸日本的消息,标题中写道:“所有生物被烧死。该城烟火弥漫,高达四万英尺”。

毛泽东看到报纸十分生气,“这是谁家办的报纸?渲染恐怖,吓唬谁?”他一把扔掉报纸,当即把电话打到负责人陆定一那里,责怪他们没有站稳政治立场,“为美国佬进行义务宣传”。
随后,他还在延安干部会议上说过这样一番话:“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只是空的。”
事实上,这位历史伟人的目光已经穿透原子弹的烟尘,清醒预见到核武器在物质破坏和精神威慑上的双重作用,以及这种武器将对世界军事政治格局产生的巨大影响。
果然,有了掌握原子弹技术的美国支持,国民党一把撕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面具,把手中的美式装备对准了“小米加步枪”的共产党。
但毛泽东没有被“吓”住。
1946年8月6日,广岛被原子弹轰炸1周年之时,他在延安枣园的一棵树下会见美国记者安娜•露易丝•斯特朗,谈到让整个世界丧魂落魄的原子弹,他挥挥手,轻轻一弹烟头,为英语世界创造了一个新词儿“Paper Tiger”。

然而,战略上的藐视,并不否定战术上的重视。
1949年初,钱三强向中央提出申请,希望利用到巴黎开会的机会,通过自己的导师约里奥•居里(就是著名的居里夫妇的女婿)帮助买一些开展核物理研究的仪器和书籍。钱三强估计,这些东西在当时大约需要20万美元。
不久,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就通知钱三强到中南海面谈,同意为他拨付5万美元专款,并向他转告了毛泽东、周恩来从西柏坡传来的口信:“中央对发展原子核科学很重视,希望你们好好筹划”。
钱三强并不知道,当时中共中央掌握的外汇总额只有区区30万美元!捧着那一沓潮湿的散发着霉味的美钞,或许钱三强能够体会到党中央对核科学研究的看重。
由于法国方面不给发放签证,钱三强最终并没有去成巴黎。他只得拿出5000美元,辗转托人带给约里奥•居里。后来,居里请留法学者杨承宗买了一些仪器、书籍、同位素、计数器以及探查铀矿必需的标准源等带回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