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分析，每当精神脆弱时，就会出现梦魇和闪回。而这一创伤的根源在于，成长中，她缺乏父母的支持。

在北京、上海学习时，别人一听她是唐山人，总会好奇家里有没有人受伤。“我从来不会告诉别人，那个伤痛是不想被别人扒的。”董惠娟对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说。

事后她知道，在心理学上，这叫“回避”，也是心理创伤的一种。

她尝试自我调节。每天早上，跑到广场上跳集体健身操。“大家伴随音乐一起跳起来时，内心会有一种满足感。”后来，得了风湿，跳不动了，就去逛商场，只看不买。现在，她几乎能认全商场里的所有品牌。

2004年12月，印度洋海啸，董惠娟正在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读博二。她和同伴们赶去心理援助时，又重新看到了一具具泡得发胀、发白的尸体，到处都是灾民，表情恐慌。

她发现，灾难场景并没有勾起她关于唐山地震的回忆，这意味着，她已经开始慢慢走出之前的心理创伤。

关于唐山地震的亲身经历和前辈的问卷调研、印度洋海啸的心理援助经历，成了她博士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6年，她终于如父母生前所愿，拿到了博士学位。而所攻读的方向，也是和她的命运紧密相连的灾害心理学。

在博士论文的扉页，她写道：“仅以此文献给养育我成长的父母。这么多年来，他们的在天之灵一直在给予我支持和鼓励。”

　　援川

包括董惠娟、张本等在内的学者一直都觉得，1976年，由于社会环境和医疗条件所限，导致震后心理救援缺失，造成了太多存在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唐山病人。

这是董惠娟的一块心病。

2008年汶川地震，她找到了出口。

那一年，唐山派出了大批救援队伍、心理救援团、医疗工作者支援汶川，唐山要“感恩”。时任唐山市委书记赵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灾后重建，关键是心理重建。而心理重建主要体现为信心的重建。

董惠娟是唐山第一批到达汶川心理援助的14名队员之一。5月15日，抵达绵竹。

她对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回忆，当时满眼都是受伤的灾民、救援的部队，这和1976年的唐山类似，但她已经没有任何心理不适。运送物资的车辆在路上排着长龙，这让她觉得，我们国家目前的经济状况早已经不是唐山地震时的状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