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分析,每当精神脆弱时,就会出现梦魇和闪回。而这一创伤的根源在于,成长中,她缺乏父母的支持。
在北京、上海学习时,别人一听她是唐山人,总会好奇家里有没有人受伤。“我从来不会告诉别人,那个伤痛是不想被别人扒的。”董惠娟对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说。
事后她知道,在心理学上,这叫“回避”,也是心理创伤的一种。
她尝试自我调节。每天早上,跑到广场上跳集体健身操。“大家伴随音乐一起跳起来时,内心会有一种满足感。”后来,得了风湿,跳不动了,就去逛商场,只看不买。现在,她几乎能认全商场里的所有品牌。
2004年12月,印度洋海啸,董惠娟正在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读博二。她和同伴们赶去心理援助时,又重新看到了一具具泡得发胀、发白的尸体,到处都是灾民,表情恐慌。
她发现,灾难场景并没有勾起她关于唐山地震的回忆,这意味着,她已经开始慢慢走出之前的心理创伤。
关于唐山地震的亲身经历和前辈的问卷调研、印度洋海啸的心理援助经历,成了她博士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6年,她终于如父母生前所愿,拿到了博士学位。而所攻读的方向,也是和她的命运紧密相连的灾害心理学。
在博士论文的扉页,她写道:“仅以此文献给养育我成长的父母。这么多年来,他们的在天之灵一直在给予我支持和鼓励。”
援川
包括董惠娟、张本等在内的学者一直都觉得,1976年,由于社会环境和医疗条件所限,导致震后心理救援缺失,造成了太多存在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唐山病人。
这是董惠娟的一块心病。
2008年汶川地震,她找到了出口。
那一年,唐山派出了大批救援队伍、心理救援团、医疗工作者支援汶川,唐山要“感恩”。时任唐山市委书记赵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灾后重建,关键是心理重建。而心理重建主要体现为信心的重建。
董惠娟是唐山第一批到达汶川心理援助的14名队员之一。5月15日,抵达绵竹。
她对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回忆,当时满眼都是受伤的灾民、救援的部队,这和1976年的唐山类似,但她已经没有任何心理不适。运送物资的车辆在路上排着长龙,这让她觉得,我们国家目前的经济状况早已经不是唐山地震时的状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