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张清曌，“百名红通”第41号。2016年2月的一天中午，我在圣格租来的房子里午休。突然，房门被敲响了，有两三个当地警察进了屋子，这时我一抬头，又看到几个中国面孔的人，一瞬间，我都明白了。

此时，尽管我脑子里还是懵的，但内心却很平静，没有要反抗、逃跑的念头。我当即表示愿意回国。是的，我愿意。在逃跑了一年零四个月后，我感到累了，我的心很累。尽管我没有勇气主动回国自首，但既然警察找到了我，他们就是来带我回去的，我不会拒绝，甚至觉得松了一口气，我可以回家了。我非常想回家，经常幻想怎么回家，现在不用再想了，没有选择的选择就是最好的选择。

接下来的几天，我夜不能寐，开始回想往事，深刻地思考一些往日不敢想、不愿想的事。

1972年，我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我的父亲是一位工程师，我的母亲是一位老师，他们40多岁生了我，对我十分宠爱。我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他们都大我很多，所以我几乎相当于一个独生子女般长大，养成了任性、不太会为他人着想的性格。

到劳动监察支队工作后，我接手了支队的出纳工作。2006年，支队实行了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大量的钱涌进了这个账户；与此同时，又是股市蒸蒸日上的时候。在这个我认为是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候，我和我的上司付耀波没能管住自己的手、自己的欲望，滑进了犯罪的深渊，走上了贪污歧途，不断把钱投进股市，一直赔、一直投，直到有一天清清楚楚地确认，我们再也不可能堵上这个窟窿了为止。我这才意识到，我犯罪了，我犯了不可饶恕的大罪了。我知道农民工工资保证金专户的钱意味着什么，我贪污了这笔钱，会给社会造成多大的不良影响。我害怕了，非常害怕。

于是，我们做出了一个更加错误的决定：决定逃跑，跑到国外去。我们在网上找了一家代理移民的公司，想通过办移民，给自己找一个相对合法的身份，以便在国外隐匿。尽管花了很多钱，但第一次办移民还是失败了。紧接着，又开始了第二次办移民。在此期间，为了应付各种审计、检查，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搞得身心俱疲。那个时候，我每晚都很久不能入睡，白头发冒出一大推。为了缓解压力，也为了做出逃准备，我开始大量购买奢侈品和珠宝首饰。然而，事与愿违，疯狂购物始终不能抵消内心的负罪感，却使我产生了破罐破摔的念头，形成恶性循环。

当移民手续办下来，拿到护照的时候，出逃已经迫在眉睫了。接下来，按着事先设计好的路线，我们辗转了五个国家，最后到达圣格定居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