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这个七十年代生人的经历，就是为自己而活着的。他说自己从小受到爷爷的影响很深。“爷爷正是游本盛这样的人，自己没读过书，非常羡慕读书人，再怎么辛苦都要让孩子读书。爷爷曾拿着《三国演义》、《三字经》对我说，今后你长大了也能写出这样的书流传后世，该多好。”从小，肖江虹就能背下《三国演义》的精彩段落，甚至能说出书中每一个人的名字，包括那些一出场就给干掉的可怜虫。

没想到，肖江虹成名之时，爷爷早已去世多年，他把发表了《百鸟朝凤》的那本当代杂志，焚化在了爷爷坟前，这像极了小说最初版本中的结尾那幕：游天鸣在父亲幕前吹奏起一曲百鸟朝凤。

索良柱仍为编辑改动这个结尾而不平：“这样的结束是最自然的，书中后来成了一个乞丐吹奏百鸟朝凤，这样的设计感太强，也充满了太多的匠气。”

命运并非如理想般丰满，这个从师范大学毕业本来准备当老师的小伙子先是一不留神被老家的修文县教育局看中，离开了三尺讲台；很快又被县领导看上，一纸调令到了县委宣传部。

“当时部里7个领导，就我一个兵。”肖江虹清楚记得，自己一天最多写过24个简报，那是一种累瘫的感受，“那时，我就觉得，这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正是在这一时期，肖江虹办了手续去大学进修，开始艰难的创作，并陆续开始在贵州文学杂志《山花》上发表作品。县领导也觉得“这个人才，不让他写可惜了”，放他去了修文县文联。随着越来越多作品的不断获奖，肖江虹隐隐成为贵州作家圈中最有潜力者。贵州省作协想直接把他“挖走”，但遭到了贵阳市作协的拒绝，去年年底，37岁的肖江虹当选贵阳市作协新一届主席。

严格意义上说，肖江虹并不是一个高产作家，但到了这个阶段，自然要付出时间来调和自己的心境。他过去在《文艺报》发过一篇文章自嘲，说曾经一段时间，对作品的产量有近乎变态的追求，上一个刚写完，就开始迫不及待地谋划着下一个。一段时间文学期刊上没有自己的名字，就会陷入一种莫名的恐慌，就怕别人把自己给忘记了。于是没日没夜地写，写得手脚酸麻脖子僵硬两眼发直还不罢休。疯狂制造了一堆残次品，没有一个突出，只有腰椎间盘最突出。

现在，他则是一个中篇要来回推敲上一两年。如《傩面》就写了两年多，“年底或许能出，但这还不一定。写完这本书，我很可能就不会再写民俗了，要来的总会来，该是做个告别的时候到了，正如《百鸟朝凤》里唢呐也会慢慢的向乡村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