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丽没有表示反对。但一波三折，12月17日，徐善文称广告投放又减为1万元了，贾丽表示肯定不行。此间，两人短信来往，贾丽强调“最低两万”“如果他们不同意，我就发稿”“你签合同前一定要跟我说”。

尽管贾丽一再坚持，但12月23日晚，徐善文将合同照片通过彩信发给贾丽，显示广告宣传仍为1万元。贾丽对调查人员说，觉得自己被骗了，“没答理他”。当晚，贾丽将稿件上交报社。

第三个记者“无心插柳柳成荫”

就 在贾丽得知广告宣传合同签成了“自己不满意的1万元”的同一天，《安徽商报》记者赵康(化名)与贾丽闲谈中聊起自己在关注“11·12事件”。据贾丽讲， 看到自己做不了独家报道了，就决定做个顺水人情。12月23日，贾丽将大量采访内容提供给了赵康。赵康向调查组坦承，见报稿件的绝大部分信息来自贾丽。

那么，为什么12月24日首发的新闻报道来自《安徽商报》，贾丽发给《市场星报》的稿件却没能见报呢？

其实，在埇桥区“有关部门”运用资源，找关系托人“灭火”的同时，另一股力量也在发力。

宋庙小学马校长在发现记者采访后，立即打电话给捐资助学方代表、某银行合肥分行工会汪副主席。汪副主席十分紧张。他明白，一旦事件曝 光，他们精心组织的这场捐助活动一定会引发公众质疑，势必会给银行带来负面影响。汪副主席马上开始了人脉搜索。他找到银行一业务部门的总经理，该总经理给

与《市场星报》同属一家出版集团的某国际经贸公司副总经理打电话，请这名副总经理出面说情，让《市场星报》不要报道。该副总经理随即打电话给《市场星报》

总编辑，称某银行是公司重要合作伙伴，希望不要报道。于是，12月23日晚，在《市场星报》的选题会上，当讨论到贾丽的报道时，该总编辑以种种原因为由， 决定不见报。

《市场星报》这边看似一切都搞定了，但令所有“舆论公关”者猝不及防的是，2015年12月24日，《安徽商报》刊出了《学校要求受助贫困生出钱请吃饭》的报道，迅速引发媒体跟进，舆论一片哗然。赵康出于个人原因考虑，选择了只署“本报记者”，而不出现真名。

行文至此，人们不禁会问，一篇普普通通的监督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从中嗅出了可利用的价值，又是什么样的人会付出比处理事件本身多得多的努力，想要“摆平”舆论监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