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来讲，毛泽东与梁漱溟在交谈中都感到“舒服通畅”，毛泽东也从中得到了一定的启发。比如，二人都认为近代中国衰败落后是内生性问题，且问题的根源在农村；都认为当下最紧迫的是设法团结各方，共同抗日；都认为中国的未来不能复制欧美道路。正是基于爱国立场的相同和某些观点的相近，双方都愿意挤出时间连续“交换意见”。毛泽东在读《乡村建设理论》时作了1500字的批注，读后还对梁漱溟说：“你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刘益涛：《十年纪事——1937—1947毛泽东在延安》，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8页。）毛泽东还在1938年1月12日写给艾思奇的信中写道：“可去找他谈谈。”（《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8页。）建议艾思奇去找梁漱溟探讨哲学问题。尽管毛泽东与梁漱溟双方在救国的方式和手段的认识上始终无法达到一致，但立场观点异中有同以及民族危机加深亟需切实可行的救国理论的指导，决定了抗战初期毛泽东与梁漱溟在“交换意见”时能够产生思想的交融。可以说1938年初毛泽东与梁漱溟交谈时在“文化与政治”“生活组织方式与经济生产方式”“特殊性与一般性”方面的交锋与交融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促使毛泽东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去系统思考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要求相契合的问题。

第一，马克思主义应该化什么：“真马克思，活马克思，香马克思。”中国共产党自登上历史舞台以来，就如何对待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问题，内部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态度。一种是实事求是，一种是盲目教条。尽管起初正确的态度拥有一定的话语权，但随着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加深，党内对马列主义全盘照抄的态度和教条主义错误思想逐渐占据上风，直接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遵义会议虽然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和方针，但并没有全面地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全面抗战爆发后，如何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亟需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也正是毛泽东长期思考的一个问题。

梁漱溟对中共历史也有一定了解。他尖锐地指出，中国共产党“过去十年之劳而无功，仅仅靠军事来维持党的生命，政治路线之不对可知”（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梁漱溟回忆录》，第184页。），毛泽东的理论“太着重了现代社会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而忽视了中国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卢之超主编《毛泽东与民主人士》，华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页。）。毛泽东一向重视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反对个人迷信和本本主义。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写道：“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页。）“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5页。）与梁漱溟交谈后不久，毛泽东在抗大第三期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即提出要反对空谈和教条：“不在于两只手举起来赞成马克思主义，主要的在于实际中去实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第68页。）8月5日，他在抗大第四期学员毕业典礼上指出：“马克思主义也是没有完的，马克思主义是空前而不绝后，要学习一辈子。”（《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第87页。）他还指出，学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是学灵魂、实质，而非皮毛、形式，提出要学“真马克思，活马克思，香马克思”，而不是像“洋房子先生”一样，做“言必称希腊”的“留声机”。（《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7—798页。）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作的口头政治报告中也说到：“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1—3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