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些人的经历进行仔细分析，可以看到：首先，他们不是单纯的强盗。他们与明朝政府的冲突，主要是因为明朝的海禁政策致使他们的海上贸易难以进行。例如汪直本是徽商，后来参加许栋的海上走私集团。到浙江巡抚朱纨发兵攻剿许栋集团，李光头被捕，许栋兄弟逃亡，汪直收其余众，进而发展成为海商武装集团的首领。其次，他们的活动范围大大超出中日之间，可以说囊括东亚海域。例如许栋（许二）与弟许三先在马六甲建立起自己的交易网，然后与留在国内的许四、许一等合伙进行走私贸易。汪直当初南下广东，造巨舰贩运硝黄、丝绵等抵日本、东南亚各地，他本人也“历市西洋诸国”，在暹罗的阿瑜陀耶、马六甲和中国之间往来，由此结识了才到达东南亚不久的葡萄牙人。嘉靖二十年（1541），他和两名葡萄牙人带领着上百名番商从暹罗乘船北航向双屿港进发，结果被暴风雨冲漂到日本种子岛，和日商初步建立起贸易关系。第二年南风汛发时，他又和葡萄牙人一起从日本返航驶抵双屿，并加入许栋集团。此时恰好遇上日本的朝贡使团，于是他们便同当时在双屿的中外商人交易。交易完后，许栋即派汪直率“哨马船随贡使至日本交易”。嘉靖二十四年（1545）汪直到了日本博多津，招诱日本商人来双屿港进行走私贸易，“泊客拥有徒众万余人”，或五艘十艘，或数十艘，分泊各港。不少葡萄牙商人也开始将双屿作为同日本贸易的中转港。双屿一带的许多当地百姓也卷入了这种国际贸易活动，有的为番商充当翻译、向导，有的为之造船、修船，有的竞相贩售酒米、时鲜等食品。福建同安人林希元记述道：“（葡萄牙人）与边民交易，其价尤平。其日用饮食之资于吾民者，如米面、猪、鸡之数，其价皆倍于常。故边民乐与为市，未尝侵暴我边疆，杀戮我人民，劫掠我财物。”因为这些百姓“视海贼如衣食父母，视军门如世代仇雠”，所以在官府眼里也是“从番者”或者“倭寇”。由此可见，许多倭寇实际上是一些对国家没有固定归属感的人。郑晓说：“昔也夷人入中华，今也华人入外夷也。喜宁、田小儿、宋素卿、莫登瀛皆我华人，云中、闽、浙忧未艾也”；“武健才谞之徒，困无所逞，甘心作贼。非国家广行网罗，使有出身之阶，恐有如孙恩、卢循辈出乎其间，祸兹大矣”。这些人浪迹于国际间，唯利是图。借用一个日语名词来描述这些人的特征，可以说他们是一种“国际浪人”。晚明的郑芝龙就是一个典型的“国际浪人”。他是福建泉州府南安石井乡人，年轻时到过马尼拉，后来在与葡萄牙人打交道中接受了天主教的洗礼，取教名贾斯帕，另名尼古拉，因此外国人称他尼古拉？一官（NicholasIquan）。他发迹于日本平户藩，娶平户藩家臣田川翁昱皇之女田川松为妻。田川翁昱皇即翁昱皇，是中国侨民（一说是在日本的泉州海商），在日本改姓为田川氏。还有人说郑芝龙也娶了葡萄牙女子为妻。总之，他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