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国民党军队不是不知道共产党军队的优势，他们也学过，但就是学不来。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向敌后派出了50万以上的部队，进行游击战，远远超过共产党的武装，但他们为什么没有坚持下来？1939年初，国军在湖南衡山开办了“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中共将领叶剑英担任副教育长，共产党教员非常坦率地介绍了打游击的前提是军民打成一片，对此国军人员都深以为然，汤恩伯有一次在大会上甚至指着叶剑英对全体学员说：“过去我们为什么老是打不过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同老百姓打成一片。”当时八路军的教官介绍了游击战的另一条经验：官兵同甘共苦，并列举了八路军从总司令到士兵，都吃一样的伙食，穿一样的衣服。国军军官们听后无不叹息，认为不要说军长、师长，就是要求自己部队的连长与士兵过一样的生活也办不到……

在国民党军队无法立足于敌后的同时，共产党军队却在敌后做大做强，并贡献了一个新词：1937年11月，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率领3千余人的武装，在晋察冀三省边界地区创建了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依靠民众，站稳脚跟。1939年5月，聂荣臻发布通令，嘉奖平山团是“捍卫民族、捍卫边区和捍卫家乡的优秀的平山子弟兵”。这是“子弟兵”一词，首次用于称呼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

国民党的将领们，从来都是轻视政治工作的，在他们眼中，政治工作等同于狗皮膏药，没有疗效，哪里比得上美国的机枪大炮？学者李翔写过一篇《国民党军队覆亡之际的政治工作》，揭示了国民党军队中“轻政工、重装备”的现象，士气沦丧，军民对立，“精神武装的极度匮乏，造成战斗力量的急剧衰弱。军事溃败，导致南京政府在大陆的统治土崩瓦解。”

1947年10月10日，中华民国的“国庆日”，就在这一天，中共中央批准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宣言正式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李翔评价说：“一边是构筑新型经济基础的土地法，一边是要解构掉的上层建筑的最高代表蒋介石。回想重庆谈判时，蒋还被中共认可为国家领袖。而两年后，授予底层民众土地的大纲，与呼吁民众起来打倒蒋介石的宣言，竟都选择在国民党政权的国庆日发表。这表明中共清楚无误地认识到，国家政权的正统性与合法性，已从抗战时期的民族主义，转变到战后的民事与民生。在双方军事力量强弱差距逐步缩小的背景下，涉及最广大民众利益的民生问题的解决与否，就成为国共两党政权被民众选择或抛弃的根本指针。国庆日的大纲与宣言，更等于是向国民党政权宣告，中共要用千千万万获得土地的农民和人民的军队，去掀翻蒋介石的统治宝座，终结南京政府的国庆日。”

土地问题，历来是中国农民最核心利益所在，孙中山先生当年提出“耕者有其田”，国民党政府也不是没有动过土地改革的念头，但就是下不了决心去推动。直至输掉大陆，才醒悟过来。1949年11月，新中国已成立，困守西南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宋希濂反省说：“自黄埔以来，在军队中20多年，从未像这次指挥的部队，纪律败坏到这个地步。我们当年在广东的口号和国民革命军的信条，是‘爱国家，爱百姓’，而今天却弄到这样危害百姓，将何以自解！”

这就叫忘了初心。

五

王鼎钧是在2002年书写《关山夺路》这本回忆录的，他写道：“共产党员走的是‘群众路线’，国民党员走的是‘领袖路线’，怎样得到领袖的信任，怎样厚结领袖左右的亲信，耗尽他们的精力，他们也自以为这样就解决了问题。”

对一个前国民党军人而言，这是多么痛的领悟。（关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