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王鼎钧去台湾后，一直在反思“老百姓”这个问题。他认为那时国军士兵所受的训练，要把“兵”从百姓中分化出来，与百姓对立，以百姓为耻，“这样的军队怎么可能得到百姓支持？”去台湾之初，王鼎钧以卖文为生，他不吐不快，给具有军方背景的《扫荡报》副刊写了一篇文章，直陈军中不可把“老百姓”当做骂人的话使用。

这篇文章起了一定作用，他回忆说：“忘记过了多久，政府通令全军，彻底废除‘老百姓’一语。当然不会是根据我的意见，我想文章既然登在报上，而且是军方的日报，军方有人看过，反映到决策阶层。”

二

“老百姓”居然成了国民党军队的骂人话，可见当时军民关系之恶劣。

史载，1941年6月，蒋介石曾严厉责备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三战区之军风纪可谓扫地殆尽，兄其知之乎？中初以为战败溃乱一时之现状，故未加深究，不料至今闽浙各地之国军仍到处扰乱抢劫，其所有行动之恶劣诚出乎梦想所不及者。此兄平时治军不认真不严肃，而乃有此不可收拾之一日。”还有记载说，1943年，刘峙转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后，长官部四周的农民更是“大遭其殃，花、果、菜蔬时为官兵强取而去，例不给值。农人有来诉苦的，长官部里的人却说，我们一向是这样的。军人为国抗战，难道吃点水果、菜蔬，还要花钱买？”

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可以用民族主义来凝聚民心与军心，虽然民生问题一直处于危机边缘，但在大是大非的民族问题面前，暂时退居到从属地位。抗战期间，老百姓支持国军抗战的感人故事，比比皆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无论从政府还是军队，都没有想到去改善与老百姓的关系，尤其是部队以胜利者自居，军纪败坏，荼毒地方，更是使军民关系彻底走向恶化。

众所周知，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派往沦陷区的接收大员，有“五子登科”之称。王鼎钧在《关山夺路》一书中，则回忆了当年东北老百姓给国军军队取的另一个外号：“五强”。

“五强”，本来是个荣誉称呼，二战结束后，美英苏并称三强，加上法国和中国，合称五强。当时在中国，“五强”常常挂在要人的嘴边，嵌在报纸的大字标题里。但这个词后来变味了，成为讽刺国军强买、强卖、强借、强住、强娶的“五强”作风。

王鼎钧是一名宪兵，干的是维护军纪的事，他在东北期间，耳闻目睹各种怪现状。比如，一个保安团长在沈阳铁西区弄到一栋房子，有了房子就得布置家具，他的副官带着几个护兵四处寻猎，冲到一个中年商人的客厅，搬走全套设备。这个商人到宪兵队告状，后者派王鼎钧来处理此事。王鼎钧找到了那个保安团长，其实所谓保安团，完全是个野鸡机构，但这个保安团长，居然任由一个宪兵立正站在客厅里，不理不睬，与朋友一起喝高粱酒吃白肉酸菜火锅，宪兵说话，他装作没有听见。王鼎钧火大了，保安团长火更大，站起来斥责他目无长官：“你给我回去，叫你们连长来！”王鼎钧发誓要把家具给追回来，不断给上级部门写信反映情况，言辞越来越激烈，过了一个月，家具给还回来了。王鼎钧因此赢得一些名气，不断收到市民信访，都是申诉军人“五强”作风的，信末写着“谨呈上等兵王”。王鼎钧还有些高兴，但把这些信访件拿给宪兵班长看时，班长就两个字：“烧掉”。他在书中写道：“我遵命烧信，心里很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