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对比，后德俊提出，出土于湖北大冶铜绿山古代开采铜矿石的矿井内的大铜斧，是一件古代劳动人民实用的采矿工具。由于出土于古代矿井淤泥中，出土时表面仍然泛有青铜的光泽，锈蚀程度也较轻微。而与越王勾践剑时代相近、制造工艺也相近的吴王夫差矛，1983年出土于江陵马山楚墓，由于该墓的保存情况不好，夫差矛出土时不仅矛柄几乎全部腐烂，其青铜表面也布满了绿色的锈层。这从正反两方面说明，越王勾践剑不锈的原因主要是保存环境使然，并非是经过特殊工艺处理。

八字铭文上的越王到底是谁

当时在考古发掘工地指导工作的著名历史学家、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方壮猷教授，与在工地的考古工作者一起，对这件青铜剑的八字铭文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

鸟篆铭文这种古文字，史称“鸟虫书”，是篆书的变体，很难辨认。不过，这八个字中，有六个字在以往出土的兵器中曾经出现过，因此在现场就已经被专家们解读，这八个字是“越王？？自作用剑”；另两个字按过去剑上发现铭文的惯例，应是某位越王的名字。方壮猷先生认为这两个字是“邵滑”，并认为邵滑可能是史书所记载的越王无疆的儿子越王玉。据此，他将此墓认作越王墓。

对方壮猷先生有关“邵滑”二字的意见，当时在考古发掘工地上的其他文物工作者也有不同看法。而这一问题又至关重要，直接关系此墓墓主与年代的研究。于是，在方先生的领导下，工作人员立即将这件青铜剑的八字铭文进行临摹、拓片、拍照，随后，方先生于12月底，将这些资料及自己的看法，分别写信给郭沫若、夏鼎、唐兰、陈梦家、于省吾、容庚、商承祚等十几位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征求意见，请他们帮忙作进一步的鉴定。

郭沫若很快就寄来了回信，在信中，他肯定了方壮猷的研究意见，认为那不能确定的两个字就是“邵滑”。

然而，1966年1月5日，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唐兰写下的信件里，却提出了一种新颖而有震撼力的意见。唐兰认为，宝剑的主人不是别人，正是中国历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越王勾践！

那么，唐兰是如何得出这个答案的呢？原来，唐兰运用他自创的古文字研究方法，推断出这两个难认的字为“鸠浅”，而“鸠浅”正是“勾践”的通假字。唐先生还认为此墓不可能是越王墓，应是楚墓；这方剑是楚灭越以后所得的越国宝物。1966年1月8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梦家先生在复信中，也明确指出剑铭为“越王勾践自作用剑”，而且认为望山一号墓未必为越王墓，仍当是楚王族、贵族之墓，其年代可能早到战国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