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文至此,王鼎钧叹息说:“兵士来自民间,带着民间的习性和身段,也许和军事训练的目标相悖,但是你不该因此污辱老百姓,不该借此丑化老百姓,以致教育出几百万卑视百姓、欺凌百姓的官兵来。”
后来王鼎钧去台湾后,一直在反思“老百姓”这个问题。他认为那时国军士兵所受的训练,要把“兵”从百姓中分化出来,与百姓对立,以百姓为耻,“这样的军队怎么可能得到百姓支持?”去台湾之初,王鼎钧以卖文为生,他不吐不快,给具有军方背景的《扫荡报》副刊写了一篇文章,直陈军中不可把“老百姓”当做骂人的话使用。
这篇文章起了一定作用,他回忆说:“忘记过了多久,政府通令全军,彻底废除‘老百姓’一语。当然不会是根据我的意见,我想文章既然登在报上,而且是军方的日报,军方有人看过,反映到决策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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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士兵价值观:横行无忌,欺压百姓
“老百姓”居然成了国民党军队的骂人话,可见当时军民关系之恶劣。
史载,1941年6月,蒋介石曾严厉责备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三战区之军风纪可谓扫地殆尽,兄其知之乎?中初以为战败溃乱一时之现状,故未加深究,不料至今闽浙各地之国军仍到处扰乱抢劫,其所有行动之恶劣诚出乎梦想所不及者。此兄平时治军不认真不严肃,而乃有此不可收拾之一日。”
还有记载说,1943年,刘峙转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后,长官部四周的农民更是“大遭其殃,花、果、菜蔬时为官兵强取而去,例不给值。农人有来诉苦的,长官部里的人却说,我们一向是这样的。军人为国抗战,难道吃点水果、菜蔬,还要花钱买?”
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可以用民族主义来凝聚民心与军心,虽然民生问题一直处于危机边缘,但在大是大非的民族问题面前,暂时退居到从属地位。抗战期间,老百姓支持国军抗战的感人故事,比比皆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无论从政府还是军队,都没有想到去改善与老百姓的关系,尤其是部队以胜利者自居,军纪败坏,荼毒地方,更是使军民关系彻底走向恶化。
众所周知,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派往沦陷区的接收大员,有“五子登科”之称。王鼎钧在《关山夺路》一书中,则回忆了当年东北老百姓给国军军队取的另一个外号:“五强”。
“五强”,本来是个荣誉称呼,二战结束后,美英苏并称三强,加上法国和中国,合称五强。当时在中国,“五强”常常挂在要人的嘴边,嵌在报纸的大字标题里。但这个词后来变味了,成为讽刺国军强买、强卖、强借、强住、强娶的“五强”作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