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的财政制度在集权程度上位居列朝之冠，从制度上讲，地方征收的所有赋税都是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只有朝廷才有权对其进行调拨分配。雍正的父亲康熙在位末年甚至规定，官员动用任何款项之前都必须得到户部批准，即使是地方上的常规开支也要上报中央逐项审核批准。如果严格按照制度规定，那么即使广东下属县里的一所官学要添置一张桌子，都必须要有北京旨意的同意。

严格的财政制度使地方官员不得不采取一些非常规的灵活手段，开辟正规渠道之外的源流来弥补地方经费之不足，比如对新垦土地隐匿不报，或是加派额外杂税，这些灰色收入当然是非法的，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这些灰色收入维系了帝国地方治理的正常运行。

杨永斌这样从基层县令一直做到省级巡抚的官员当然对此心知肚明，但这些官员的不幸之处在于他们恰恰遇到了一个最难缠的对手：雍正皇帝。雍正出名的充沛精力和以察察为明的鲜明个性，使他治下的地方官员进行暗箱操作的难度大大增加，所以，那些四年前奉旨大张旗鼓创办的正音社学必然面临经费来源严重不足的问题。无论是创办还是维持一所社学，都需要持续的资金注入。而皇帝四年前颁布上谕时，只是把推广官话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推给地方，却没有为其提供配得上它浩大声势的专项资金，在帝国严格的财政制度下，是没有多余资金用于这种突如其来的新兴地方教育机构的。

因此，在只有政策精神，却没有资金来源的情况下，地方官员就只有乞灵于他们早已谙熟的灰色手段。在广东，维系每所正音社学的资金是每年12两，如果按2000所计算，那么每年则需要支出24000两，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广东官员想出的办法是挪用地方存留库项，但中央划拨地方支出的存留款项中并没有正音社学一栏，所以只能借用地方正规官学的银两来完成皇帝额外派给的政治任务。尽管这种挪用公款的行为肯定不合规定，但既然皇帝和中央政府将自己非正式的需求置于各省仅有的存留库存之上，就不能责备地方官员难以恪尽职守。

而在福建，除了动用公费之外，同时也将原先地方正规官学经营的学田收入划给正音书院，在永安县，原先的义学被改造成正音书院，义学所属的学田自然也转入书院之手；而在浦城县，则干脆将祭祀朱文公祠堂的祠田拨入正音书院中。福建全省兴建的一百余所正音书院中，有半数是旧房改造再利用建造起来的。对地方官员来说，这些在皇帝谕旨号召下仓促建立起来的书院，在缺钱少粮的状况下能存活下去，本身就是一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