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奇迹不能持久。当杨永斌在奏折中写到“粤人狃于积习，历今四年，仍未能渐移”时，就已经在暗示皇帝这场“官话运动”已经走到了它的瓶颈。他巧妙地提醒皇帝，是应该重新审视“官话运动”的现状和它的将来了。
而对皇帝来说，他要思虑的还不止这些，1732年应该被认为是雍正的失败之年，他那些早年推行的极富个性的改革措施在这两年里弊端凸显，无论是火耗归公、欠赋清查还是皇帝为整顿各地风俗而特设的观风整俗使，都已经到了难以推行的地步，与这些困境相比，“官话运动”的失利只能算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烦恼。在杨永斌奏折的最后，皇帝以宽慰的口气批复道：“皆属是当，嘉悦，览焉，勉为之”，仿佛终于找到台阶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三年后，雍正皇帝去世，他还来不及见到闽粤两省官话运动培养的第一批人才进京引见。但事实证明，无论是对已死的雍正皇帝，还是福建、广东民众，都是一种幸运。
朝廷的态度：不承认失败
1777年1月8日，距离雍正皇帝雄心勃勃开展的推广官话运动已经过去了49年，皇帝也已经由雍正变成了乾隆，乾隆接见六旬老臣陈汝捷，证明官话运动彻底失败。陈汝捷生于1718年，正是福建人，十岁时就应该赶上那场大张旗鼓的官话运动，49年后面见皇帝，陈汝捷的官话仍然相当“费力”，“应对每形艰涩”，这也是引见时导致皇帝疑心的直接原因。
同样的语言问题过了半个世纪又摆在了雍正的继任者面前，但乾隆得知真相后，并没有再次掀起大规模的推广官话运动，他唯一做的只是在陈汝捷的引见单上用朱笔注明：“中材，只可止此，水师派”，两年后陈因为功绩卓著升任福建全省陆路提督军门。他糟糕的官话水平并没有影响他的仕宦生涯，而与此相对的雍正皇帝那道独出心裁的推广官话的上谕却被一步步埋入遗忘的深渊。
这一埋葬的过程从乾隆皇帝正式即位的第一年就开始了。乾隆元年恰好是雍正当年规定的八年期限的最后一年，福建、广东的士子面临一场决定他们未来命运的语言考核，倘使考核不合格，这两省将会被取消科举资格。而最终的考核结果也证明确实不合格，“偏方士子溺于士俗，转瞬限满，而问以官话，多属茫然”。但朝廷最后的决定却并非严格执行雍正停其科举的严厉惩罚，而是决定“于八年之期，再为展限”，把最后期限再次延长到三年之后。
尽管在最后，中央仍然警告闽粤两省士子“倘嗣后仍延乡音教书之师，不肯学习官音，则三年之后，师生皆停考试，以示明罚”。但仅仅一年后，朝廷又下达新的决议，在这次新的决议里，不仅再一次承认官话运动徒劳无功，“通晓官话者寥寥无几”，更下令将原先从邻省派送教习官话的教职全部撤回。甚至连最终期限也被彻底取消了，按照官方的说法是“不必勒定年限，以俟从容之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