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包惠僧带着家眷到了澳门。在澳门，包惠僧一家人靠发放的那点遣散费生活，日子一天不如一天。1949年9月，在去台湾还是去北平，或者留在澳门的问题上，包惠僧犹豫不定。这时，他想到了当年的那几位中共朋友，就给毛泽东写了信，又分别给周恩来、董必武发了电报。大意是祝贺他们建立了新中国，同时也为自己的过去忏悔，要求回北京。经过一个星期的等待，包惠僧收到了中共中央的复电。1949年11月，包惠僧回到北京。周恩来与包惠僧作了长谈，并将他安排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后分配到内务部研究室任研究员，不久在国务院参事室任参事。“文革”中，包惠僧受到冲击。1979年7月2日，包惠僧因腹主动脉瘤破裂大量失血而离开人世。

托派分子刘仁静

中共一大闭幕后，刘仁静回到北京。他与邓中夏一道筹备创办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先驱》。这份杂志在国内小有影响，深受广大青年朋友的喜爱。后来，该刊迁往上海，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1922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他随陈独秀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因陈独秀不能用外语演说，刘仁静承担了大会发言任务。会上，托洛茨基单独接见了他。这使他受宠若惊，也为他日后对托氏理论产生信仰埋下了伏笔。

1926年，刘仁静受党中央派遣，再度赴莫斯科，进入国际列宁主义学院学习。学习期间，苏共爆发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尖锐斗争。斗争的结果，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并被驱逐出境。得知这一消息后，刘仁静十分震惊，且与托氏产生了思想上的共鸣。1929年4月学习期满后，他没有直接回国，在没有向党中央以任何形式请示的情况下，擅自去土耳其拜访流亡的托洛茨基。不难看出，刘仁静成为了托氏在中国的忠实门徒。1929年8月，刘仁静回到上海，恽代英代表党组织找他谈话，他拒不向党坦白。在多次批评教育无效的情况下，是年12月29日，党中央在《红旗》上刊出《给刘仁静的一封公开信》，限他三日内说清问题。可刘仁静置若罔闻，依然我行我素，最终自行脱党被除名。刘仁静一心要当托派的首领，自称“中国托派天字第一号人物”，在托派组织里搞得乌烟瘴气。

1935年11月，国民党宪兵逮捕了刘仁静，并将其押送到苏州反省院。1937年4月，刘仁静被释放，并通过关系在国民党三青团内谋了一份差事。没多久，他来到西安，在胡宗南的特务训练机关任上校教官。后又去陕西省教育厅任编审，同时担任《正报》的主笔，直至抗战结束。1948年，他跑到南京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

上海解放不久，刘仁静来到北京。刘少奇亲自找到他，严厉地批评了他的错误，责其进行深刻反省。刘仁静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决心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几个月后，他向中共中央递交了《刘仁静声明》，被刊载在1950年12月31日的《人民日报》上。后来，他被安排给苏联专家当翻译，并从事编译工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仁静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冲击，还一度被关进监狱。后因毛泽东出面保护被放了出来，尔后过起了“隐居”生活。

198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时，新华社记者专门采访了唯一健在的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并刊发了专稿《访问刘仁静》。文章结尾有一段刘仁静的自述：“共产党对我仁至义尽，不管我犯了多大错误，还是没有抛弃我，给了我生活上的出路。”1986年底，刘仁静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

1987年8月5日清晨，刘仁静在持剑横穿马路口时，被快速行驶的公共汽车撞倒，当场死去。他是中共一大13位代表中最后一个告别人世的。8月12日，有关部门为他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其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对于一生复杂的刘仁静而言，这应该算是一种无上的荣幸和一种无声的评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