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起来，无论宿敌比如载沣以及清廷，还是交战对手革命军，都将希望寄托于袁世凯。那么，袁世凯自己的主张或者说底线是什么呢？

袁世凯派出与革命军谈判的首席代表是唐绍仪，对方则为伍廷芳。唐绍仪所持谈判底线明确：君主立宪。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记载：一天，在散朝路上，那位袁罢官时曾去慰抚的世续指着自己脑后的辫子问袁：“大哥，你对这个打算怎么办？”袁肃然答道：“放心，我还是很爱惜它，总要设法保全它！”

但是，这不是为革命军所同意的选择。唐绍仪在第五轮谈判结束后，密电北京：到沪后，民军坚持共和，竟致无从讨论。

情势之变是，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至此，君主立宪已无任何实行的可行性，袁世凯不得不接受，也必须接受这一现实。之后他的目标变得单纯，说服清帝逊位。

1912年2月12日，皇太后隆裕以宣统皇帝名义颁发三道诏旨，第一诏即为清帝退位诏。第二天孙中山向参议院提出辞职，举袁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1年10月10日，在武昌打响起义第一枪，之后名为“辛亥革命”，中国历史在此转折——清亡，君主专制制度亦由此而亡。

19世纪末，面临列强压迫的清政府，举借外债以求运转，亦希望由内部更张而奋发上进……似乎都在合乎逻辑的结构之下。但是，两次战争所需赔付银两，举外债之外，便是竭泽而渔。十几年时间，国家财政收支竟剧增4倍左右。这当然不是生产发展的结果，种种巧立名目的新税，已使人民无可忍受。与清政府的苛榨对应，大变局时代，中国国民的整体性结构，尤其是先进分子，在现代化的潮流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未果，随即在当年10月——香港兴中会总会成立后，计划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自此有了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革命组织。

在袁世凯与孙中山相见之后，孙中山先生曾评论：“维持现状，我不如袁，规划将来，袁不如我。为中国目前计，此十年内，似仍宜袁氏为总统，我专尽力于社会事业，十年以后，国民欲我出来服役，尚不为迟。”将孙中山评价的“现状”与“将来”，换成“旧”与“新”来定位两个政治人物，亦无不恰。

清既亡，旧的约束性条件与政治结构并未因革命而更张。这个时候，运转国家，急需资金。出任国务总理的唐绍仪只能重走旧途，向四国银行商借白银8500万两。且在签约之前，要求先垫付3500万两，以解燃眉之急。四国银行团已经答应垫款，但俄国抗议，坚持分润，于是不得已改向六国银行商借。可是新增加的日本与俄国却要求：此款不得用于满、蒙地区。事关满、蒙，应向日、俄分别磋商，不可让四国银行介入。而四国银行，又因不信任中国官僚，即使借款，也要求由四国派员监督使用……经过复杂异常的运作，这笔善后大借款终于达成协议：借款总额2500万英镑（相当于2亿银元）。以盐税、海关税以及直隶等四省的中央税为担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