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与法国驻华大使艾蒂安·马纳克合作，促成了惠特拉姆的中国之行。我们离开北京前，马纳克设宴招待了惠特拉姆及其代表团。他跟惠特拉姆谈到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的一些经验和做法，如何采取措施承认新中国，与蒋介石断绝往来等等。我们还谈到了越南和日本在亚洲的地位和角色，这是法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关心的问题。

惠特拉姆高高举起酒杯，微笑着说：“这周我多次为中澳两国的友谊祝酒，今天我很高兴为澳法两国的友谊举杯。”他和马纳克两人开玩笑，提到在堪培拉人们举行抗议巴黎的活动，反对马纳克和我促成惠特拉姆的中国之行。马纳克在1971年4月通过韩叙向周恩来解释他的做法，“我只是尽了个人的能力，并不代表法国。”但澳大利亚的外交传统并不承认个人能力与工作职务之间的区别。

晚宴后马纳克告诉我，毛泽东如何看待1967年红卫兵造反派烧毁英国驻北京代办处一事。马纳克1970年曾陪同法国领导人顾夫·德姆维尔来到中南海。毛泽东转身问大使：“事件发生时你在吗？”事实上，在场的法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当时没有一个在北京。但毛泽东不愿岔开话题，“那么，你听说这事了吧？”

“当然，主席，我从报上看到了。”毛泽东接着痛斥此事，谴责肇事的极“左”派。他直言，“这在政治上毫无辩护的余地。”他又继续批评“极‘左’思想”，说自己是“中间派的激进分子”。

我去拜访路易·艾黎。他离开故土新西兰，在中国已经住了45年。他的房间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大院里，仿佛社会主义汪洋大海中的一座殖民主义孤岛。屋里高高的天花板、雕刻精细的木制家具，一个上了年纪的满族仆人，还有一个秘书给他送来《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等。

受“文化大革命”影响，艾黎显得很审慎。他说：“我不想武断地说更多，还有许多其他人会发表高论。”他喜欢谈起受“文化大革命”破坏较小的农村地区。他说：“中国农民有办法经受洪水、饥荒和战争的洗礼，‘文化大革命’只是又一次考验罢了。”

当我提起前一天我到了北大，艾黎说：“自从学生们拿起武器自相残杀，我已经好一阵没到北大了。”想到他正要翻译的一些诗歌，他叹了一口气说，“这些诗根本没法翻译，尽是一连串口号。”艾黎不想再谈论政治，转而聊起对医药的研究。中国的卫生事业最近在治疗包括血吸虫病方面已经大有进步。我问他，马克思主义是否已经深深根植于中国人的头脑之中。他回答说：“哦，我的司机正在读《哥达纲领批判》和《法兰西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