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一些学生当时正在离北大25公里的一个煤矿做调研。“他们每周工作一天,余下的时间研究煤矿的历史。”那座煤矿从1896年开始生产,最早是属于美国人,后来归比利时人所有,最后落入英国人手里。周一良把学生分成三组,调查童工、罢工等问题,尽可能地采访到老矿工的家族史。他说:“部分家族史还要向矿工的亲属求证,征集他们的批评和指正。”
周一良教授觉得,苏联对待资本家的态度同中国有着本质的不同。他说:“俄国的资本主义已经得到了很大发展,十月革命彻底消灭了资本主义。中国的民族资本家比俄国要少很多,他们参加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对待他们的政策是限制、利用和改造。”我们谈论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例子,但意见有分歧。我们都憎恨苏联1968年的军事干预,但我认为杜布切克的改革措施是导火线。我觉得捷克斯洛伐克拥有中产阶级,同时又没有封建的包袱,这使得后阶级斗争社会模式成为一种可能与必须。而周教授则坚持马克思主义正统观点,认为杜布切克是修正主义分子。
由于埃德加·斯诺写信引荐,我与唐明照共进午餐。唐明照曾在纽约做过记者,后来成为联合国副秘书长。他身体瘦而结实,思维活跃,兴趣广泛,是一个很随性的广东人。他称:“巴基斯坦是资本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我们赞赏巴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唐明照说中国希望在科学领域百花齐放。“我们不会像苏联那样,通过某个中央委员会决议来决定李森科理论的正误。”他说中国不会杀犯错误的人,而是会改造他们。“把他们杀了,他们不会改正错误。”他解释道。
唐明照问我:“你怎么看我们的宣传?”由于当时是第一次见面,我没有回答得很详细。他板起了面孔,说:“我觉得很糟糕,言过其实。延安这样不好。”唐明照曾当过记者,文笔相当好。他接着说,“形容词和副词太多。介绍韶山毛主席故居的文章为什么要以原子弹结尾呢?看起来仿佛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制造原子弹!”
然而,在遥远的哈佛看“文化大革命”,最让我惊讶的是如今中国已经从60年代的混乱中开始重新振作起来。当我看到社会安定,中国人怀着好奇的心态看待外国,我感到如释重负。1964年仅有两名常驻北京的西方记者,而现在已有15名了。
一天,我问一位年轻的女出租车司机,“文化大革命”时她是不是红卫兵。她狠狠地回了一句:“我是工人!”这句话的确意味深长。在陕西农村我看到小土坡上贴着一句标语:“毛主席万岁!”但当地的农民们因为要在土坡上凿洞修路,标语的最后一个“岁”字被撕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