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一些学生当时正在离北大25公里的一个煤矿做调研。“他们每周工作一天，余下的时间研究煤矿的历史。”那座煤矿从1896年开始生产，最早是属于美国人，后来归比利时人所有，最后落入英国人手里。周一良把学生分成三组，调查童工、罢工等问题，尽可能地采访到老矿工的家族史。他说：“部分家族史还要向矿工的亲属求证，征集他们的批评和指正。”

周一良教授觉得，苏联对待资本家的态度同中国有着本质的不同。他说：“俄国的资本主义已经得到了很大发展，十月革命彻底消灭了资本主义。中国的民族资本家比俄国要少很多，他们参加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对待他们的政策是限制、利用和改造。”我们谈论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例子，但意见有分歧。我们都憎恨苏联1968年的军事干预，但我认为杜布切克的改革措施是导火线。我觉得捷克斯洛伐克拥有中产阶级，同时又没有封建的包袱，这使得后阶级斗争社会模式成为一种可能与必须。而周教授则坚持马克思主义正统观点，认为杜布切克是修正主义分子。

由于埃德加·斯诺写信引荐，我与唐明照共进午餐。唐明照曾在纽约做过记者，后来成为联合国副秘书长。他身体瘦而结实，思维活跃，兴趣广泛，是一个很随性的广东人。他称：“巴基斯坦是资本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我们赞赏巴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唐明照说中国希望在科学领域百花齐放。“我们不会像苏联那样，通过某个中央委员会决议来决定李森科理论的正误。”他说中国不会杀犯错误的人，而是会改造他们。“把他们杀了，他们不会改正错误。”他解释道。

唐明照问我：“你怎么看我们的宣传？”由于当时是第一次见面，我没有回答得很详细。他板起了面孔，说：“我觉得很糟糕，言过其实。延安这样不好。”唐明照曾当过记者，文笔相当好。他接着说，“形容词和副词太多。介绍韶山毛主席故居的文章为什么要以原子弹结尾呢？看起来仿佛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制造原子弹！”

然而，在遥远的哈佛看“文化大革命”，最让我惊讶的是如今中国已经从60年代的混乱中开始重新振作起来。当我看到社会安定，中国人怀着好奇的心态看待外国，我感到如释重负。1964年仅有两名常驻北京的西方记者，而现在已有15名了。

一天，我问一位年轻的女出租车司机，“文化大革命”时她是不是红卫兵。她狠狠地回了一句：“我是工人！”这句话的确意味深长。在陕西农村我看到小土坡上贴着一句标语：“毛主席万岁！”但当地的农民们因为要在土坡上凿洞修路，标语的最后一个“岁”字被撕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