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特拉姆十分喜欢和平饭店。饭店金碧辉煌、华丽壮观，房间内粉红色的灯立在床头左右，木制的嵌板、绿色的天鹅绒窗帘一应俱全，每个房间都配有按铃，可唤来满头银发的服务员。与我们同住那间饭店的，还有阿尔巴尼亚足球队，第二天又来了法国国会代表团。惠特拉姆唯一的烦恼就是前海关总署的大钟。惠特拉姆睡觉时易醒，而那个大钟每到正点就开始高歌“东方红”，整夜不停。惠特拉姆在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闲聊时，他问：“海关总署的大钟是帝国主义遗留下来的产物，难道不应该拆掉么？”

从上海大厦顶层向下俯瞰，整个城市跃入眼帘，景色仿佛和悉尼一样。船只缓缓滑入泊位，阳光照在英国领事馆的草坪上，路上熙熙攘攘，嘈杂声不绝于耳。看见中山路时，一个澳大利亚朋友脱口而出：“这是伦敦的大罗素街吧，灰色的石头建筑几乎一模一样！”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设宴招待，惠特拉姆一行人被端上来的一条硕大的鱼给吸引住了，鱼头里装着灯泡，一闪一闪，鱼眼睛直直地盯着我们这些享用它美味肉质的食客们。

观看戏剧演出中间休息时，我同来自华北的一位官员谈起上海人的性格。他很谨慎地说：“上海人思维敏捷，容易接受外来事物。”他很快地摆了摆手补充说：“当然，人们都说上海人话多，不够沉稳。北京人比较安静，想得更多些。”

在上海时，我在日记中写道：“西方人提到外滩，总是兴奋得眉飞色舞。然而，如今的外滩不再是西方人的堡垒，已然成为中国人每日的居家之处。外滩大道重新属于当地生生不息的人们。他们每天在晨曦中醒来，在上班高峰时赶公车，晚上欣赏波光粼粼的黄浦江。他们并不关心昔日时髦的塔楼和悦耳的钟声。对于鱼贯而行的人们，外滩是他们的一切；但对于外国游客，外滩是曾经西方世界的缩影。”

我在日记中还写下：“我快要离开上海时，看到了中国求发展的热情正日益高涨。我感觉到，如果十年后再到中国，我将看到一个真正现代化的城市和国家，那里个人的积极性得以充分调动。”不出所料，上海和中国的发展正如我在80年代中期设想的那样。

我在北大曾与周一良教授交谈过。周教授身材瘦削，说话斯文，出生于安徽省，曾于1939至1946年在哈佛念书。他认识费正清、本杰明·史华兹和我的其他几个同事。他父亲曾是棉纺厂的厂长，后来任天津市副市长。周一良在哈佛时的论文有关佛教，他的文章《中国的密教》发表在1945年的《哈佛亚洲学研究》上，极有创新性和启发性。但现在他是亚洲历史特别是中日关系史的专家。我们讨论了近来哈佛校园里关于越战的争论，我说这不意味着美国已经到了发生社会变革的边缘。“当然，”周教授说，“我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