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罗镇之战被定义为“红军到达陕北的奠基礼”，“奠基”二字可谓精炼。此战的胜利不仅对长征结束的中央红军，对陕北苏区乃至中国革命都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娃娃兵”苦撑陕北危局

1935年10月19日，以原中央红军为班底的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21日在吴起镇五里沟口之战中击溃了国民党军尾追的骑兵，全歼1个东北军骑兵团，保证了侧后安全。11月初，陕甘支队与陕北红军在甘泉县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驻地会师。而当时，陕北根据地正承受着来自内外的巨大压力。

当时的陕北红军主要包括红26军、27军和一些地方部队，约3000余人。然而，当时陕北红军内部受错误思潮影响很大，连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在内的不少领导干部，都受到了不公正对待甚至错误处理。而从1935年7月开始，蒋介石调集东北军和陕西、甘肃、宁夏、山西、绥远（今属内蒙古）5省国民党军共13个师近10万人，采取“南进北堵、东西夹击”战法，对陕甘苏区发动第3次“围剿”。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时，陕北红军正在进行艰苦的反“围剿”作战。

陕北另一支生力军是红25军。自1934年11月从鄂豫皖苏区开始长征后，红25军因没有电台，无法和中央联系。1935年7月，在鄂豫陕苏区（红25军长征途中建立的根据地）的袁家沟口之战后，红军缴获一台15瓦电台，却不知道新的联络密码。当月，红25军在西安附近从报纸上得知中央红军主力正向陕北开进，决定前往陕甘苏区与之会师。7月16日，红25军主力离开沣峪口（西安长安区城区南边约35公里处的秦岭北麓）北上，9月18日渡过渭河，在陕西延川与红26军、27军会师，合编为红15军团，辖75师（红25军改编）、78师（红26军改编）、81师（红27军改编），共7000余人，红25军军长徐海东担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政委程子华。

除了“反围剿”和与错误思潮做斗争外，这套两军合一的领导班子也面临着不少新问题。当时，“初来乍到”的红25军是红15军团主力。这支红军偏师一路杀到陕北，创造了多个“唯一”：长征中唯一兵力不减反增的队伍、唯一成功创建根据地的队伍、唯一发展了地方游击师的队伍。

资料图：描绘直罗镇战役的画作。

但令人意外的是，这样一支充满传奇色彩的英雄部队，绝大部分指战员竟然都是些年仅十六七岁的青少年，军政主官大多30岁左右。由于缺乏有经验的基层干部，部队组织管理压力很大，战斗中年龄稍大的指挥员往往要带头冲锋。为缓解干部匮乏的困难，1935年7月17日，中共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红25军政委吴焕先给中央打报告请求支援军事和地方干部。而写完这份报告仅1个多月（8月21日），他就在甘肃泾川四坡村指挥战斗时牺牲，年仅2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