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中山则于戊戌年间即已订交，后因政见不合，遂鲜少接晤。中山逝世次日，便有《晨报》记者往访梁氏问其感想，梁谓：“孙君是一位历史上大人物，这是无论何人不能不公鉴的。实□我对于他最佩服的：第一，是意志力坚强，经历多少风波，始终未稍挫折；第二，是临事机警，长于应变，尤其对于群众心理，最善观察，最善应用；第三，是操守廉洁——最少他自己本身不肯胡乱弄钱，便弄钱也绝不为个人目的。孙君人物的价值就在这三件。……我记得民国六年有一位朋友闲谈说：‘孙文与段祺瑞乃至当时所谓督军团如张作霖等等，有一天因利害共同上，会联合起来。’我当时觉得这话太滑稽了，谁知竟成事实！这是最近人人共见的一个显例。……但我以为孙君所以成功者在此，其所以失败者亦未必不在此。我们很可惜的是，孙君本来目的没有实现的机会□便死去了，我们所看见的只是孙君的手段，无从判断他的真价值。”（《晨报》1925年3月13日）另据报道，翌日上午梁启超前往吊唁中山，国民党中一部分少年党员对其谈话愤恨不平，诘问道：“某报所载足下谈话，谓先生（指中山）为目的不择手段，此是何解！”梁氏答称：“此不过余个人慨叹中山目的未达而已。”少年党员尚欲再问，经汪精卫阻止，始无言而退。（《顺天时报》1925年3月15日）

后随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到来，孙中山的声望也由党及国，1940年4月1日，国民政府表彰中山之“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民国”，通令全国尊崇其为中华民国国父，可谓极尽身后功名荣华。然对孙氏的生前志业，温宗尧的一段评论则更道出其政界生涯的落寞，谓：“孙之一生，绝少快乐之日，居常独处，并常深思计划一切，自昔时与李鸿章见面，以迄于死，均如此也。”（《时报》1925年3月14日）关于“国父”，时人的诸多偏见与非议，已随时间渐行消散，而披阅报刊史料所记录下的不同思考，对于剥除后世层累的政治刻画，勾勒孙中山更为真实、本原、丰富多样的历史面貌，也自有其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罗刚编著：《中华民国国父实录》，台北：台湾三民主义奖学金基金会，1988年。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

〔韩〕裴京汉：《1925年1月孙中山逝世说的流传与日本东方通讯社》，《从韩国看的中华民国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李恭忠：《“党葬”孙中山：现代中国的仪式与政治》，《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