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演习实际为801会议、802会议和华北军事演习三个重大事件的历史性标识。这一标识若以军队高层系统地研究战略问题、进行军事战略方针的调整划分时间，可以涵盖1980年9月17日801会议召开至1981年9月24日802会议结束的一年;若以党和国家伟大的历史转折为背景，起点则要前推到1978年12月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短短两三年间，关于路线、方针、政策的激辩可称作空前活跃，并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重大人事变动。而军队建设在根本方向上拨乱反正并取得以华北军事演习为标识的全局性重大成果。整条战线高屋建瓴、点面结合的成功推进，首当其冲地显示了为中国改革开放鼓与呼的典型示范与强力推动效应——这无疑是举国数万党政军官员集聚于一次军事行动的特殊意义。这当然也是说，我们对802演习的本质评价，远不能停留于“规模最大”。还需要提到，演习部队在全国首创的军民共建“文明村”，是有着工作队传统的人民子弟兵对驻训地农村改革的积极宣传和有效促进。与政治考虑密切相关，党中央同时间向张家口地委选派了锐意改革的新书记。大演习承载的深刻历史内容，远远超出其自身。就根本和全局而言，大演习是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序幕中威武雄壮的真实战役。

以今天论昨天，后人不难作出高明的评点。可从昨天到今天，则山重水复，举步维艰，每一关口都面临判断和抉择，每一尝试都要迎接风险和牺牲，每一进展都要克服难以想象的阻力。今天的国人，即便对当年的802演习所知不多，但要为30年改革开放的艰难启动寻求解答，则不能不追溯到那个重要里程碑。对于曾经亲历并有幸记录的昨天，我仍然充满新世纪的尊重和感动。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以801会议和802会议为标识，邓小平以统揽全局并具有远大前瞻性的统帅头脑和战略气度，犹如矗立于历史高地上的灯塔，向当时，向未来，投射出两道极为耀眼而深邃的战略思想光柱。

——军事战略方针。

——新时期我军全面建设总目标。

毋庸回避，当时人们的关注点，包括我的1993年版大演习实录，大都集中在军事战略方针上。随着时代、实践的发展和军事变革的深入，后者越加显现出对新时期军队全面建设的宏大涵盖性和极端重要性。而对此的深刻揭示和阐述，着重体现于2004年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朱启和政治委员符廷贵纪念邓小平100周年诞辰的文章《我军新时期全面建设总目标的伟大实践发端——邓小平领导华北军事演习的历史回顾与理论思考》。基于此，我的2007年版大演习书作了重要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