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正熙政府时期开始推行的“卖春观光”（性旅游），并戏称主要以日本男性游客为主的“卖春观光”堪称现代版的“慰安妇”制度。针对美军提供性服务的“基地村”、针对日本男性的“卖春观光”等以男性为中心的国家利益之名而任意操控女性的战后这一现实，也赋予了“慰安妇”问题以新的时代意义。

2016年在韩国上映的“慰安妇”题材电影《鬼乡》 资料图

本文摘自：澎湃新闻网，作者：黄永远，原题：“慰安妇”问题在韩国：冲破谎言与权力交易的牢笼，节选

战后日军“慰安妇”问题受到世人的关注，其实不过是近20年以来的事情。虽然早在1973年，日本人千田夏光的《从军慰安妇》就已问世，而且到上世纪80年代之前，韩国的小说、电影、研究著作中也有零星提及这一问题，但是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战后韩国社会长期处于军事独裁政权之下，社会也没有开放到可以公然谈“性”的阶段。就这样，这一问题几乎沉默了30年之久。

不过，沉默不一定就意味着遗忘。在这30年里，有一个人一直对此心怀疑问，无法释怀。她就是梨花女子大学的尹贞玉教授。尹贞玉出生于殖民地时期。1943年，她就读于梨花女子专门学校（梨花女子大学前身，以下简称“梨花女专”）家庭学系。那年，她十七岁。当时正值朝鲜的未婚女性以“勤劳挺身队”的名义被日本帝国主义大量动员到军需工厂、前线的时期。11月的一天，一群日本人来到梨花女专，发给每个学生一张表格，不加任何解释，就让她们在上面签字。学校老师也按照指示怂恿学生照做。幸亏尹贞玉的父母提早得知了内情，第二天立即让她退学，才使得她逃过此劫。尹贞玉虽然幸免于难，但她心里却始终割舍不下被日本人招去的小伙伴们。解放后，她到处打听那些以“挺身队”名义被动员去的同学们的下落，令她不解的是，男孩子们很多都回来了，女孩子们却不知去向。当时，尹贞玉花了一周时间，每天跑到首尔火车站，逢人就问是否知道女子挺身队队员的下落。在她的死缠烂打之下，才渐渐追问出女孩子们是被送去当慰安妇、客死他乡了。所谓的“勤劳挺身队”，虽然名义上宣称是“勤劳奉公”、为国劳动，但是当时很多朝鲜少女就是以这一名义被拐骗过去，最后落入充当日军“慰安妇”的火坑。尹贞玉得知真相后，在后怕之余，更多的是对那些被日军蹂躏的女同胞们的愧疚。成为梨花女大的教授后，尹贞玉将这一份愧疚化为责任感，不断搜集资料，等待时机为那些不幸的小伙伴们沉冤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