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祐元年（1275），度宗已死，他的儿子恭帝即位。蒙古军已突破长江防线，南宋政权朝不保夕。升任吏部尚书的常楙再次上书，将时政危局与济王冤案挂上了钩：“置之死地，过矣；不为立后，又过矣！匹夫匹妇之冤，尚能感应飞霜枯草之灾，何况曾是帝王之胄、皇嗣之选，生不得正命，死不得血食！理宗以来，疆土日蹙，灾变频至，恐怕就是他在地下祈请吧！求陛下勿惑浮议，特发英断，为理宗和度宗了却这段未了之事。”著名学者王应麟也有陈请。年仅五岁的小皇帝何来“英断”，但朝廷终于颁诏，对赵竑恢复了王爵，特封其为镇王，并赐谥“昭肃”，还为其立嗣以承袭王爵，对他的陵墓重加修缮。

在为济王昭雪的所有吁请中，以王礼改葬的呼声几乎不绝于耳。据美国学者Katherine Verdery在《遗体的政治生命》中指出，所有对有争议性历史人物的重新掩埋活动与仪式，都带有强烈的政治意义，其中包括对某种体制与政权的否定与控诉（参见2011年4月24日《上海书评》范可《遗体作为社会动员的工具》）。饶有意味的是，晚宋济王冤案为这一论点提供了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个例。按照宋代的主流价值观，理宗夺位，已然不正，但既然称帝，就代表了社稷国家，由得位的皇帝出面，为因政变致死的皇位合法继承者彻底平反昭雪，或者更进一步，做出必要的政治道歉，还是有利于化解朝野怨气与社会矛盾的。可惜，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历代统治者恰恰缺乏这种政治传统、责任感和勇气。

济王冤案牵动了宋季三朝政局，不仅完全颠覆了新儒学惨淡经营的主流价值观，而且严重销蚀了君主官僚政体的向心力。这桩冤案，自1225年铸成，迟至1275年才最终平反昭雪，历时整整半个世纪。“天意从来高难问”，仅过一年，临安陷落，南宋覆灭。宋亡以后，学者周密反思此案，痛定思痛，感慨万千道：

呜呼！挽回天意，至此亦晚矣，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