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上，参加庆典的人民群众和接受检阅的人民解放军方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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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春，在抗日战争接近胜利的最后阶段，一群年轻的中国飞行员经过美国高级航空学校学习后，驾驶美国援华的36架B-24型轰炸机取道印度回国，父亲刘善本就在其中。父亲1915年出生在山东省昌乐县。1935年，他愤恨日寇入侵，矢志从军报国，考入杭州笕桥航空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国民党空军八大队——当时国民党唯一的远程轰炸机部队，几年后又被国民党空军派往美国学习。

就在父亲准备以满腔热血和一身本领为抗战最后胜利做出贡献的时候，上司的命令让他倍感失望：在卡拉奇就地整休待命，直到日本投降后才被准予回国。回国后，父亲等人受领的“紧急任务”竟是赶运军火去进攻8年来坚持浴血奋战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

内战迫在眉睫。在南京发生国民党政府残酷镇压请愿群众的“下关惨案”后，父亲彻底惊醒了！他曾阅读过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该文开宗明义的“中国向何处去”曾引导着他思考过许多问题。现在，他又亲眼目睹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光明与黑暗两种命运、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他再也不能迟疑了。1946年6月26日，时任国民党空军八大队上尉飞行员的父亲经过周密计划，冒着生命危险，冲破重重阻力，在机组成员的协助配合下，毅然驾驶530号B-24型轰炸机，由国民党统治区飞到革命圣地延安。

刘善本机组起义，为国民党官兵特别是空军中反对内战、追求光明的有识之士树立了一面旗帜。其后，国民党空军先后有80余人驾驶41架飞机弃暗投明，加上地勤、伞兵、雷达兵、通讯兵等，共3000余人起义。1949年9月24日，毛主席在宴请包括刘善本在内的原国民党重要起义人员时指出：“由于国民党军中一部分爱国军人举行起义，不但加速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也使我们有了迅速增强的空军和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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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9月，父亲等受总部委派，同我党从新疆营救出来的部分同志一道告别了延安，赴东北参加我军创办的第一所航空学校(即后来人们所说的“老航校”)的工作。他们几经辗转终于在次年1月到达设在黑龙江省密山县东安镇的老航校。父亲在这所学校任副校长。当时，战争环境十分残酷，经常有敌机前来轰炸骚扰，尤其令人头痛的是各种飞机、器材和油料都极度匮乏。人们常常只能用“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拼凑起几架勉强能飞的教练机以应教学与训练之需，用烧制出来的酒精来代替汽油充当飞机燃料。解放战争期间，老航校就在这样难以想象的困难条件下，为人民空军的初建培养了大批骨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