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9年初，新任英法驻华公使普鲁斯和布尔布隆奉命进京换约，以便对清政府施加压力。清政府接到他们坚持北上换约的报告后，命令直隶总督恒福照会普鲁斯和布尔布隆，指定他们在北塘登岸，经天津去北京，并且随行人员不得超过20人，不得携带武器。但是英法驻华公使拒绝接受清政府从北塘登岸的建议，坚持从大沽口进京换约。清政府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于是，经过皇帝、怡亲王和僧格林沁王爷多次密谋，1859年6月25日，一场本该是仪式性的换约演变为血腥的冲突：僧格林沁带兵在大沽口击沉英法炮艇3艘，重创3艘，击毙、击伤英法联军484人。
大沽口受挫后，英法两国政府随即增派援兵来华，进一步扩大战火。1860年8月1日，英法联军的舰船200余艘，载着陆军1.7万人开始在北塘登陆，8月10日登陆完毕后，摧枯拉朽，于8月21、23日分别占领大沽口和天津。
9月8日，英法联军由天津向北京开进。他们的价码提高了：赔款增加一倍；加开天津为通商口岸。
亲递国书之争
接着，英法联军向通州进发、直逼北京，9月14日英法联军和清政府的谈判在北京通州进行，清政府派怡亲王载垣等到通州与英法代表团谈判。经过反复辩论，载垣等接受了英法代表团所提的条件，与巴夏礼达成了停战签约的协议，并就此认为矛盾已经解决。
不料在9月17日，巴夏礼又提出了英国使臣向清帝亲递国书的要求。载垣等认为“此事关系国体，万难允许”，9月12日的会晤中并无此说法，且先前英俄两国也未开此先例，严厉拒绝了英法此举。但巴夏礼则认为，亲递国书乃国际惯例，没有必要列入谈判内容。双方坚持己见，相持不决。于是，载垣等一面向咸丰皇帝报告，一面通知僧格林沁率兵在张家湾将巴夏礼一行人擒拿羁留。
拒绝公使驻京，是皇帝维护其磕头外交的第一道防线。当第一道防线被英法联军强大火力突破之后，皇帝又在“亲递国书”条文上设置了第二道防线，即使西方公使驻京，但不“亲递国书”，皇帝也不用与他们照面。在北京通州谈判的最后关头，英方在照会中坚持要向皇帝亲递国书，突破了皇帝的第二道防线。
满清政府在当时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太平天国攻占苏州、常州，威胁上海，英法联军集结通州，随时可能进攻北京。可是满清政府却下定决心不在磕头问题上退让半步，他们的底牌是西方公使要么向皇帝磕头，要么不亲递国书，口气异乎寻常地强硬，毫无妥协余地。如果达不成协议，满清政府将不顾自己力量虚弱而背水一战。
